我相信“9·11”事件过后，普京将打击恐怖主义当成美俄关系中新的焦点，两国在此问题上享有共同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很快就把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与车臣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成俄罗斯对车臣采取残忍的打击政策，但是车臣跟“基地”组织联系越来越紧密却是不争的事实。布什执政时期，我们跟俄罗斯的反恐合作开展得十分顺利。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Beslan）一所学校遇袭时，布什总统和其他几位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坚称这属于恐怖主义行径，并认为这种恐怖袭击跟美国当年的遭遇别无二致。俄罗斯对美国的明确表态十分满意。
然而，在共同反恐问题上，普京比较急功近利，而美国却认为反恐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民主和推进自由议程，二者很容易发生冲突。此外，俄罗斯又在国内实施威权统治，双方共同反恐目标因而进一步复杂化。后来，美俄在共同反恐问题上出现了矛盾。但在我们准备发动阿富汗战争之时，俄罗斯尽心尽力地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帮助。他们与北方联盟长期交好，并同意为其提供装备。
一天，乔治·特尼特对我们说，阿富汗的军队领导人、北方联盟指挥官穆罕默德·法西姆·汗和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图姆麾下的士兵还没有拿到所需物资。“打电话给谢尔盖·伊万诺夫。”总统吩咐我说，我照做了。伊万诺夫说他正在全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找驴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驴子？”我重复道。
“你没听错，就是驴子。那些士兵只能骑着驴子才能通过狭窄的山间小路。”他告诉我。后来，我们看到一组照片：21世纪的美国战斗机正在为我们的“骑驴战士”进行空中掩护，我们都忍不住会心一笑。
“何时才能给我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的制订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但是过于拖沓，总统对此感到十分焦心。每次国安会会议都毫无成果，军方迟迟不能向总统提交最终作战计划。虽然布什总统此前对我说过，他觉得没有必要仓促开战，我们应该待到万事俱备之时方可发动战争，但他也很清楚，美国民众和全世界都期待我们有所行动，他们心中的行动时间点很快就要来临了。此外，他也不希望等太久，从而让“基地”组织从其在阿富汗的老巢再次向我们发起袭击。
最后，布什总统再也没有了耐心。9月27日下午，我去中情局参加情报简会。其间有人把我叫了出去，说是布什打来了电话，他非常生气。“我明天就要作战计划，”他说，“给拉姆斯菲尔德打电话，我明天就要！”
“好的，总统先生。”我决定立即离开中情局返回白宫。我的车刚刚绕到乔治·华盛顿大道上，车内的电话就响了，是布什总统从保密线路打来的。保密线路似乎永远也打不通，在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美国是全世界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政府的通信线路，甚至包括国家保密线路总是出现故障。我、身处五角大楼的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在国务院的鲍威尔开早间电话会议时总是突然中断，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几年后，我在国务院跟斯蒂芬·哈德利、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通电话的时候同样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想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钱也肯定没少花，但政府就是没办法把这件事解决好。
那天发生的事情最让人气愤。布什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希望拿到作战计划，但是电话总是中断。“我正在赶回白宫的路上，总统先生。”我说，“到时见。”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时，他又打来了电话。“你不用来这里了，”他说，“打电话给拉姆斯菲尔德。”
我马上给拉姆斯菲尔德打去电话，把我和总统讨论的内容向他复述了一遍。“他失去耐心了，”我说，“明天必须拿出最终作战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