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这个职位的怨恨也导致他对国安会采用的方法满腹牢骚。在国安会会议上，我跟总统讨论时拉姆斯菲尔德并没有在场，他认为我以偏概全，将个人偏好当成所有负责人的观点。他抱怨说本来只要将备忘录交给总统，由他自己决定就可以了，而我却总是在总统面前絮絮叨叨。有时，总统会让我多试一次，找到彼此共同的观点。有时他会听取国安会内部的辩论，然后告诉我他打算怎么做。有时即便没能达成共识，乔治·W. 布什亦会轻松地做出决定。但是，通常而言，最好由国家安全顾问发布内阁部长的决策被否定的消息，而不是让总统亲自通知下去。有时，总统迟迟不能做出决定，这往往表示情况太复杂，如果此事被媒体知晓，参与决策讨论的两位部长肯定会一家欢喜一家愁。
有媒体报道说拉姆斯菲尔德曾拒绝回我电话，其实并无此事。倘若真是如此，我和总统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只要有时间，我、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几乎每天早上都会通话。拉姆斯菲尔德的确不喜欢国安会会议，认为这种会议实在没有必要，会干扰他在五角大楼的日常工作，但我们之间绝不存在无法沟通的问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成为国务卿时竟也开始赞同这种观点。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是协调各部门、各行政长官之间的关系，并为总统出谋划策。国安会成员有百十来号人。这项工作要求严格，但与内阁部长的职责完全不同。内阁部长必须管理庞大的组织（国务院在世界各地共有5.7万名员工，而国防部仅文职人员就有70万之多），需要监管、关注并做出决策。部长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任务，而且这类任务通常都已被公众所知，但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庞大的机构难以管理，曾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经常跟我交换意见，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等你知道时已为时太晚。”
身为宪法官员（Constitutional Officer）的内阁部长还得对国会负责。国会成员希望部长关注各类事务，包括国会成员的私人问题和重大政策选择等问题。而且，他们还要不断地做报告，负责情况通告会，有时还要出席聆讯会。除了应付新闻媒体，处理礼节问题，还要制定严格的行程表，时间极为紧张。为时两小时的国安会会议是国家安全顾问的核心任务，但部长们并无足够的时间应付这种事，他们一天要往白宫跑两三趟。
事实是，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之间的不信任没有影响部长做决策，那我们也可以少开点儿会。这两个人的行事风格大相径庭：鲍威尔在国际政治事务方面是出了名的和事佬，拉姆斯菲尔德则相当强硬。拉姆斯菲尔德做事不拘小节，而鲍威尔每次都会明察秋毫。当然，他们之间工作作风的差异部分原因是其工作性质的不同。但也并非仅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大为不同。拉姆斯菲尔德的世界观黑白分明，特别是“9·11”事件后，他的观点经常跟总统的颇为相似。
拉姆斯菲尔德掌管的国防部的工作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是他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吩咐下属制定决策，但不一定每次都会批准手下的决定，他的那些下属也怕他发脾气。五角大楼的工作就是这样，只要部长没点头，什么都不算确定。这让由哈德利执掌的国安会助理委员会会议（Deputies Committee）的工作寸步难行，拉姆斯菲尔德讨厌国安会会议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妥善处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也愈加频繁。这种事其实非常尴尬，特别是对于总统而言，因为总统手下的行政工作人员也会跟内阁部长发生冲突，他们的情况亦是如此。有几次我和拉姆斯菲尔德在众人面前争得不可开交。一次，吵完之后我们两个人并肩走过玫瑰花园的门廊，我转头看着拉姆斯菲尔德，问道：“我们之间出什么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