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政府才会设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以解决紧张局势问题。总而言之，我跟同事相处融洽。副总统可以直接跟总统沟通，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所以尽管有时商讨之后总统会就副总统的想法征询我的意见，即使我给出自己的意见，也不算背后使绊儿。通常来说，我和副总统会开诚布公地对他的看法进行讨论。后来，我成了国务卿，我跟他经常在总统面前争得面红耳赤，但也只是对事不对人。
但副总统手下的官员并非如此。起初，有人想着改一改老传统：让副总统掌管由内阁部长构成、手握大权的“首脑委员会”，而且希望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也由副总统代劳。我跑到总统那里说：“总统先生，国安局（NSA）是集合国家安全的各项原则向你提供建议的。”总统表示同意，这事再也没被提起。后来，斯蒂芬·哈德利跟我说，他跟副总统说过此事，副总统也承认这种建议真是愚蠢至极。
问题其实在于副总统手下的官员，他们似乎都是极端鹰派思想，希望独掌大权，不管副总统有没有吩咐，他们都希望“打着副总统的幌子”去处理很多事情。当然，副总统有时了解其下属的观点，而且有些事是在副总统的授意下进行的。但在我看来，副总统办公室的一些官僚作风显然不是跟我打交道的他们的上司的特色。
我跟拉姆斯菲尔德之间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华盛顿其他官员所认为的那样。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老早就成了朋友，我是在一次为期三天为核战准备的“政府连续计划”（continuity of government）活动上认识他的（当时冷战仍未结束）。他扮演总统，我扮演他的幕僚长。自那时候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斯坦福大学派我去芝加哥公干时，拉姆斯菲尔德和他夫人乔伊丝会宴请我，有时我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拉姆斯菲尔德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他效力的董事会。1999年，我力邀他为乔治·W. 布什竞选出谋划策。不仅如此，在过渡时期，因之前的国防部长候选人中途退出，我也竭力向布什推荐，让他选择拉姆斯菲尔德，我跟布什说，尽管此人被人诟病官僚做派严重，但“他对国防部知根知底”，有能力在“后冷战时期”推行美国急需的军事力量改革计划。
任职期间，尽管我们冲突不断，但我们在私底下仍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拉姆斯菲尔德会来参加我的圣诞派对，尽情演唱《东方三贤士》（We Three Kings）。我一直保存着拉姆斯菲尔德2006年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我将来在华盛顿卸任，他会把他在马里兰东岸的度假屋送给我。我知道如果不提供证据，没人会相信这事。换言之，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这种紧张的关系并非由私人恩怨造成的，而是由工作职位的冲突造成的。
我相信，拉姆斯菲尔德只是不愿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当我的部下敦促国防部的军职人员调整各部门的政策时，他会有种懊恼的感觉。尽管这只是国安会的例行职责，可在拉姆斯菲尔德看来，这种行为是在干涉他的权力。
2002年12月，他将一份备忘录递交给我，叫我“不要指手画脚”。我十分清楚他的用意，如果我和我的部下继续给国防部的作战司令和联合参谋部“任务和指令”，他肯定会在总统面前告状。我觉得如果他的言辞稍微委婉些，他的谴责倒也没事，我希望他亲自将此备忘录呈交总统，相信总统也会觉得他的做法很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