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锺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也要死在本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5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锺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于“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锺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
钱锺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在他们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在一起，如吴晗、金岳霖、浦江清、冯友兰、吴组缃、温德等人都在清华任教授，杨绛心忖，他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砥砺，共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