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死于非命的并非是银幕女神，也不是“弥赛亚”耶稣，而是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所以“剑桥强奸犯”T恤被认为是最应该引起争议的一个设计。事实上，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是我个人唯一感到后悔的设计，”薇薇安表示，这也是她曾公开道歉的为数不多的设计之一。据称，涉案的连环强奸犯戴着恋物癖风格的花边面具，正如薇薇安的商店当时出售的一样。当时的店铺经理迈克尔·柯林斯，为此还遭到了警察的问询。“马尔科姆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他想在那边组建一个乐队；他回到英国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建议我们据此设计一款‘强奸犯’T恤。”薇薇安于是设计出一款有面罩图案的T恤，还有当时刚刚去世不久的披头士乐队经理布莱恩·爱普斯坦（Brian Epstein）的图像，据说是死在施虐与受虐行为之中，再加上已成传奇的“这是个难熬的夜晚”（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A Hard Day’s Night是披头士的一首经典歌曲）的字样。“这一切都是马尔科姆所谓‘替变态说话’行动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看到身边的伪善，借此赋予孩子‘性自主权’。但首要的是，马尔科姆是一个喜欢通过冲击力获利的商人，对政治并没有那么迷醉。我认为撼动现有的体制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将纳粹十字图案倒转过来，从而避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支持纳粹。但是我认为‘剑桥强奸犯’的设计是不正确的。”
薇薇安思忖片刻说道：“T恤的造型是简洁美观的。你不仅可以看到布料的构成，看到穿着者的身体，也能够看到图案，它就是一块天然的画布。”而且正如空白的画布那般，T恤也是呈现各种实验性设计，例如波普艺术、字母主义的理想舞台，再加上搜集来的二手物件加以拼接，T恤将时尚、色情、政治和艺术融合在了一起。正如薇薇安所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的工作都是向英国现有制度发起对抗，从而试图找到自由的所在，弄清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而我实现所有目标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通过T恤的设计。”通过服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薇薇安和马尔科姆给当代文化带来的又一份大礼。他们的行动为其他时尚人物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凯瑟琳·汉奈特（Katharine Hamnett，英国设计师）。同时，他们也为70年代初期朋克的模样奠定了背景，将愤怒与激愤加以融合，或仅仅只是无聊情绪，再通过性愤怒的视角表达出来。这种方法总能够迎合一些人的喜好。因此，“人生苦短”店铺的更名和重新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很显然，新换的品牌名与其核心的销售点是一致的，即“性”。
性，至少是与性有关的想法，对马尔科姆而言至关重要。一开始，薇薇安对于“性”在设计的意义上持否定态度。性冲动、性行为以及性异常行为相关的物件（锁链、橡胶、恋物癖装束，还有必备的高跟鞋），对于薇薇安和马尔科姆两人来说，都成了解放的标志。但这一切，与他们简单的素食主义的家庭生活并不相符，况且薇薇安一直强调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性爱基础上。“抑制了自由意志的性道德，”马尔科姆如是写道，“以及符合专制体制利益的各种力量，它们的能量都源于对性的压制。”因此，性解放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解放，而薇薇安正是在此找到了参与感，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性压抑与性怪癖的意象，事实上属于另一个更广大的宣传手段，而其设计在目的上就是要吸引追寻自由的人。这也正是为何现年已经73岁高龄的薇薇安，还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一边做针织，一边阐述乳头夹和气候革命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