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薇薇安在大篷车以单亲妈妈的身份辛苦度日的时候，马尔科姆却瞒着她结婚了。据他后来解释，那只是一个签证骗局，是为了帮一个想留在英国的同学的忙，后者只付了他很少的一笔钱——只有三十英镑，刚好是他拍摄电影《牛津街》所需要的资金。“我并不为此感到烦恼。”薇薇安说，“我们都是摒弃传统的人，况且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还相信他。”表面看来，他心里似乎想向薇薇安再次证明，自己对家庭生活所怀抱的复杂情绪。虽然当年晚些时候，他和薇薇安重新在一起了，但他坚持跟朋友说，自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乔：“那样乔就不会成长在一种狭隘的、工人阶级的环境下，就像当初薇薇安的童年一样。”薇薇安接受了马尔科姆的邀请搬回伦敦，住在位于克拉珀姆的卡文迪什路（Cavendish Road）的一个小起居室里，后来又搬到了南克拉珀姆，住在罗斯家附近的一个艺术风格的公寓里，由马尔科姆作担保。1969年的早春，薇薇安、乔、本与马尔科姆一起搬到了南丁格尔巷的瑟雷庭园10号。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了近几年。至今，庭院还写着她的名字，保留着她和马尔科姆装修的模样。南丁格尔巷的家庭氛围逐渐成了一种交换筹码，薇薇安用这种传统的同居关系来交换她认为能从马尔科姆身上学到的东西。她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其实过得相当开心。”薇薇安重返教职，为这间双卧公寓支付每周三英镑十先令的房租，生活依然过得十分拮据。政治思想激进的马尔科姆希望将两个孩子送去寄宿学校。有了过去那次失败婚姻的经验，再加上出自本能的坚决与忠诚，薇薇安希望这一次的感情能有好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发展算是不错。双方亲戚时不时都会帮忙，罗斯就住在街角，多拉和戈登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每年都会接他们去过夏天。在这里绿砖装饰的小厨房中，薇薇安已经慢慢成了健康素食的制作高手——但孩子们并不喜欢。马尔科姆总是时隐时现。他们的儿子乔现在已经成了时尚界的重要角色，他解释道：“多年以来，马尔科姆都想为自己找借口，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是一个那样不称职的爸爸。而我觉得，他从不曾认真想过要当我的爸爸。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有很多想法，但那其中没有我，也从来都没有我的母亲。我认为主要是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他一直在试着接受自己混乱的童年，他搞砸了很多事情，而且最终也没有成功。”
也许最具感情杀伤力的事情，就是马尔科姆对宏大理想的追求。在他眼中，这些目标要比做父母、做伴侣重要得多。薇薇安给了他绝对的自由，并给了他恒久不变的爱和信念，因此最终取代了他与祖母之间的依赖关系。但此举的代价是，本和乔对这位父亲或继父的态度明显有所迟疑。薇薇安本人也付出了代价。正如她一再经历的那样，她所得到的是一份有条件的爱，建立在相同的兴趣和创造力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她有超然的能力，一直付出，不求回报。
马尔科姆对家庭生活的态度变幻莫测，他的存在也使人不得安宁。“马尔科姆总是忍不住要争吵，”薇薇安说，“总是感觉到他很讨厌我，想要伤害我。”他在艺术学校的朋友，罗宾·斯科特，杰米·里德和福瑞德·维莫雷，也会断断续续地去瑟雷庭园小住，使原本就不安宁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本不像他热情洋溢的弟弟，生性温和害羞。他回忆起那些激烈的争吵，说：“我那时候很害怕马尔科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脾气不好，所以你总是要小心翼翼。他打过我好几次。马尔科姆似乎总会突然爆发，他就是那样的性格。所以回想起来，就算他哪天离开我的生活，我也完全不会担心。如果哪天他和妈妈分手，我也丝毫不会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