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尔科姆不肯帮忙的举动看起来就是一个混蛋，但一开始他的恶劣也仅止于此。我的立场很简单，因为我做了承诺。我爱他，相信他，可以向他学习，从长远来看，孩子们也能从中受益。而且有时候，他会组织一些很有创意的活动，让孩子们去参与。其实我只是非常重视能从马尔科姆身上学到东西。我知道人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个受气包，忍受着他对我和孩子们傲慢的态度，但是同时也能意识到他对我是多么依赖。我告诉自己，我需要他，是因为想从他那儿知道更多，他需要我，是因为总得有人需要他——我可以和他聊天，并从中得到成长。思想比任何事物都重要，你明白吗？所以我要和马尔科姆在一起，我愿意支持他的一切，因为我已将自己托付给他。
居依·德波（Guy Debord）所著的《景观社会》（Societe de Spectacle）可谓朋克美学的奠基之作，对艺术专业的学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德波是后来被称作“境遇主义”的国际组织中最早的理论家。该组织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校园有了言论地位和支持者。发生在乔出生后不久的巴黎“五月运动”，也可以从中找到理论支持。学生和艺术家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反抗政府，为变革推波助澜。境遇主义者认为，艺术家和思想家有义务去打破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固有定义，以阻止艺术的过度商业化。换句话说，艺术家和激进主义者通过荒唐、甚至冒险的艺术行为，故意使受众及观众感到惶惑，从而抨击现实世界。艺术与抗议活动一样，其目的应该是走上街头，打破藩篱，并通过主流媒体和艺术界的报道，传播品位和结构。境遇主义发展到如今，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好玩又荒谬的“快闪”，这是一种可以用新兴高速社交网络组织的活动。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组织活动要稍难一些。当时的马尔科姆开始迷恋上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以药品寻求欢愉的风潮。举例来说，在乔出生后的第二个月，马尔科姆有一次突发奇想，同福瑞德·维默雷及其他艺术学生一起，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闯入哈罗兹商场玩具部，将所有的玩具都分发出去。这几个年轻父亲想要通过这种明显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行为，来表达对于童年商品化的愤慨。商场的保安花了一个半小时才阻止住这场混战。但对于一些幸运的购物者来说，就像是圣诞节提前到来了。在这之后，马尔科姆第一次觉得有些飘飘然，这是因媒体曝光、社会争议和艺术世界的名声而带来的感觉。
当薇薇安在誉皇居大厦挣扎谋生的时候，马尔科姆则凭着发型和政治观点，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政治艺术家，被他们称作“红发马尔科姆”。曾创作了许多著名朋克图像的艺术家，例如杰米·里德（Jamie Reid）、福瑞德·维默雷、罗宾·斯科特（Robin Scott）以及后来的海伦·米宁伯格（Helen Mininberg），在当时都表现得十分激进，坚称一定要做出一番革命性的事业来。里德在克里登成立了一个团体报社，维默雷去了巴黎，并鼓励马尔科姆也一同追随，完全不顾薇薇安和小乔的存在。尽管在1968年5月的暴乱事件之前，马尔科姆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去巴黎，但通过福瑞德，他接触到一系列后来成为朋克标志口号的标语，并印在了薇薇安设计的T恤上，这些标语从巴黎受到暴力镇压的左岸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开始，逐渐流传开来，包括：“合理地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在铺路石下，横躺的是海滩”“严禁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