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职业标准看看，知识分子的队伍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壮大，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随着文化资本的越来越重要，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劳心者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按古尔德纳的说法，“知识分子”甚至可能发展为一个新的支配性阶级。
但如果仅仅或主要从精神标准看，则（公共的或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队伍的确随着专业化的加强不是相应扩大，倒还可能缩小，甚至可能消失。像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富里迪《知识分子到那里去了》这样的书就多少反映出这样一种看法。
我倾向于认为：“独立”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也应当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独立当然不是指完全在客观上独立，脱离社会而独立，而是说知识分子一旦入此行，一旦从事观念性的工作，就应当有一种思想和精神上尽量独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要求，并且努力为自己创造保障这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独立是第一步。
独立于什么？怎样才算是独立？如何保持独立？我想知识分子应当首先独立于权力；知识分子也应当独立于金钱；最后，知识分子还应当独立于大众。“独立”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但就像自尊也需要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知识分子不断被软硬兼施地打击、摧残；如果他们连自己人身安全和物质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即便他们独立意识再强，也很难说有一种独立，或者说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的悲剧英雄式的独立。
独立性包括取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在我们要独立于权力时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他们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有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和淡泊同样获得自己的一种经济独立性。但总的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而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他们物质上所求不多或者价值上别有所求也有相当关系。
知识分子应当做比较积极的一类公民，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他们有时间潜心思考，他们也比较会表达自己，且常有表达的平台，比较容易有话语权，所以，他们应当不是做消极公民，而是做积极公民，包括诉诸公共理性，乃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捍卫公正和真理。
最后，我也许想对自己说，也对我的同行说，从今以后，要更努力地做一个独立的人，做一个尽量少依赖他人、少依赖外在条件的人，不依傍权势也不依傍金钱，也不追求一种众人叫好的剧场效应。我们可能要以某种笔耕或其他工作来贴补生活，可能要做某些不仅追求真知、也兼顾收益的事情，甚至有时也得做某些退让或暂时沉默，但我们要警醒自己永远不要被权力或金钱“收编”。在不损害自己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可能，我们可以谋求一种体面的生活；如果不可能，我们就降低我们的物质欲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我们不敢说，我们从今以后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但至少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人，而独立不仅是我们的幸福的一个珍贵要素，也是我们所能贡献于社会的观念工作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