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黑暗笼罩着他幼小的心灵。直到有一天在台北的街头巧遇家乡的小学校长，高秉涵这个在逃亡路上九死一生的少年，命运才算有了转机。
高秉涵：（她说）“你家都是读书的人，你要读书”，我说“我不要读，我想娘，我要回家”。她说：“傻孩子，回家没这么快，没那么容易”。我说：“那个墙壁上不是写着‘两年准备，三年反攻’吗？”她说：“那是政治口号，是他们骗人的，要读书。”
高秉涵被校长送到了台北建中的夜间部读书，而此时，同在台北的汪启一正在经受相思的煎熬。未曾向未婚妻告别，让他一直郁郁不乐。
汪启一：来台湾以后心情非常坏，未婚妻也毫无消息，而且又是跟她不告而别。
到达台湾以后，他很快被调入了情治部门，并被派遣到海外。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汪启一陆续有了一些未婚妻的消息，但却为时已晚。
汪启一：只晓得我未婚妻在上海受了很多苦难，人也已经过世了，当时我就很难过了。后来从我父母那里得到消息，她一直很忧郁，闷闷不乐，她父母劝她也没用，茶饭不思。
（父母转给我一封她写的旧信，）她在信上讲：“爸爸、妈妈，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们的面，但我自己感觉我的灵魂已经给了汪启一了，我的肉体不会给任何人，可能会给予上天。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当面叫你们爸爸、妈妈。可不可能呢？我自己都不敢想了。”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非常难过，想尽办法怎样能对她尽一点力量，但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是我今生遗恨终身的一件事。
而与之类似的分离仍在上演。1950年5月10日，福建铜钵村一夜之间仿佛地动山摇。全村两百多户人家，被抓走147名男丁，一夜的哭喊声响彻天地后，传说这座海边的小渔村三天未见炊烟。
铜钵村位于福建彰州东山岛的东北角。1950年5月，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半年多后，这里仍驻守着国民党的残余部队。5月10日，解放军进入东山岛前夕，撤退的国民党军带走了东山岛近4000名青壮劳力，而铜钵村被抓走的147人中，最大的51岁，最小的17岁。
被抓走的这些人，留下了91名寡妇，陈巧云就是其中之一。时至今日，她仍然对那一天的场景记忆犹新。
陈巧云：被抓兵是（农历）三月十三，一大早，广播点名，有的躲在屋里，不然抓到就把你送去当兵。（丈夫被抓之后，）我牵着五岁的（孩子），背着两岁的，跟人借了一个小银锭，买了一截甘蔗要给他吃。他在窗内，我在窗外，我把甘蔗给他递进去。哭也来不及了，那天晚上11点多12点，船就把他们全部载走了。
时隔60年，陈巧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清晨，丈夫黄亚雄睡眼惺忪地被保长叫走，一去不回。从丈夫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了近40年的漫长等待。
陈巧云：他们问：“您想没想过改嫁？”有人劝我再找一个进来，但我不要。如果改嫁，我肯定名声不好，到阴间怎么办？人还是要讲名声的。
和陈巧云一样，当年那91名一夜间失去丈夫的女人几乎都没有改嫁，因而铜钵村后来又被人叫做“寡妇村”。这个名号的背后，是无比沉重的无奈与思念。
就在东山岛撤退发生后的第3天，北方舟山群岛上的12万国民党守军也开始起程撤往台湾。这个岛屿上原本聚集着当初从华中、华东撤退的六万多国民党军队，后来蒋介石又从台湾调了近6万军力增援这里。鼎盛时期，国民党在舟山集中了陆军三分之一的剩余力量，计划将这里建成“反攻大陆”的前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