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予明：舰长把船开出长江口后，就往北开。船上有些人看情况不对，我们是要往台湾去，不应该往北开，要往南才对，所以他们感觉不对。副舰长就把舰长抓起来，等于实际控制了这个船，于是就掉头开到台湾去。开到台湾后，他们就把舰长抓起来，不久之后这个舰长就被枪毙了。
一路波折，第三批故宫文物整整花了3个星期，才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台湾。随后，它们也被送到了杨梅——前两批文物已在此地汇集，之后这三批文物被集中转运至台中，存放在一家糖厂里，后来再送往中台湾的雾峰北沟落脚。这批漂洋过海的故宫文物，历经抗战和内战共12年的颠簸，终于暂时有了安身之处。但笼罩在运送人员头上的阴云，却并没有因此而消散。
庄灵：我还记得那年冬天听收音机，上面有“点名”，就是点哪些人带着文物到台湾来，当然讲得也很难听，把带文物到台湾来的人叫做“蒋介石卖国集团”。这些护送文物一起来的人都榜上有名，我父亲也在内。
这样的“荣誉”让所有人备感沮丧，但他们对国宝的热爱和工作的精细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减退。运送到北沟后，这批文物展开了首次清点工作，其中的细致让所有见证人都叹为观止。
索予明：外国人看到我们把箱子打开，把包包拿起来，每个包包都用绳子捆着，把绳子解开，打开纸包，东西才拿出来。东西拿出来是完完整整的，外国人看到这么好又这么脆弱的东西，以为箱子里的设备一定很好，没想到一打开来是这么简陋的设备，所以觉得这个工程简直是奇迹。
文物的运送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文物的清点和保存上；而另一边，黄金的运送还在持续着——尽管蒋介石已经宣告下野，但他仍是国民党事务决策的核心人物，他的意旨仍在被良好地执行着。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虽然接管政权的代总统李宗仁后来曾要求行政院将运往台湾的黄金、银元再运回大陆备用，但这道命令却被送进了档案馆，丝毫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战火也冲破他们的意愿，向着广阔的南方蔓延。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长江下游的上海陷入一片混乱；5月中旬，已卸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秘密从香港飞到上海，与驻守上海的汤恩伯会面。会面后，汤恩伯亲笔留下字条，要中央银行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两之外，其余存于指定的安全地点——所谓的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
很快，任职于上海招商局的江源接到了驶往台湾的任务。此去匆匆，他赶在出发之前与年轻的女友结了婚，随后便匆忙踏上旅途。
米绳祖（江源之妻）：当天十五，（他）讲十六晚上就请客吃饭，然后十六还是十七我们就上船了，那艘船是叫汉民轮。
匆忙结婚的米绳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其实另有一重身份。
米绳祖：一个是军统局的身份，一个是黄伯韬部队的身份，都是上校。一个是上校参谋，一个是这个，事先我都不知道。
运送人员从海关缉私队变为高级军官和特务，足见当时蒋介石等人心情之急迫。解放军不断扩大的战果让他们必须采用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将黄金运送出去。于是，命令也送到了空军第十大队队长衣复恩手上，要他带领部属从上海红湾机场驾机飞往台湾。
衣复恩：我们当时接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的命令，说有一批东西要从上海运到台湾，大概要七八架飞机，那就派了七八架飞机到上海。他后来当面说是黄金，（但当时）我们飞行员都不知道，而且飞行员都很天真，对这个事也没兴趣，黄金也好，白银也好，运过来就好了。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任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