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我把老师和同学都小小地震了一把。我的数、理、化、语文、政治和英语六门平均成绩为97.4分,名列全年级第四名,而十七班全班六十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英语考了100分。蔡杰老师乐得合不拢嘴,马上表态说,试读结束,留在十七班当学习委员。又过两个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全年级的成绩排行榜上已经跃居为第一位,并且在以后每次大考小考中,各科平均总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一二名,其中最好成绩为六门功课平均99.5分。
比起在剧团里有些无聊的日子,农村分校的生活既艰苦又充实。优秀学习成绩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沉浸在奋发向上的好感觉里,完全忘记了为毕业之后是否要下乡担心。稍微让我感到不适的,是每周一次的劳动日。因为体力关系,也因为不擅长体力劳动,一看到劳动日的标志挂出来,我就本能地发怵。分校的教学楼后边,是一大块红色丘陵地,上面种着一行行茶树,在整个秋冬季节,我们的劳动就是要给这些茶树松土和施肥。到日子不管男女,同学们每人一担笨重的木头粪桶,一趟趟把掺了水的猪屎人屎,挑到分工负责的茶树跟前,再用同样笨重的木头粪勺,一勺勺浇到树根上。这种劳动不光考验我们的体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心力,因为我们的劳动几乎完全看不到成果,更不要谈什么收获。
记得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我们跟前的茶树撑着布满尘土与蛛网的老叶子,在湘北凛冽的风中一天天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劳作。我不止一次对着满山如仿真盆栽般毫无生气的老茶树发愣,不相信它们还有长出新芽的一天。然而就在我的心情渐渐变得与老茶树一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一夜的早春之雨将整山整垄的新茶叶催将出来,同学们欣喜的惊叫也像夜来新绿,落满茶树枝杈。我们摘下一片片新茶,断不曾想到这其实就是春的岁月消息。有收获的劳动叫人愉快无比,那天食堂里刚好有豆豉辣椒炒油渣的加菜,弥漫在四处的香气更让饥肠辘辘的人无比愉快。散工之后,我跟一个女同学坐在台阶上比饭量,吃了一份又一份,最后一数饭瓦钵,我身边三两的钵子一共六只,如果食堂没有克扣斤两,那我这一顿足足吃下米饭一斤八两。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信?
天渐渐冷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带的一床棉被已经不够了,同学们纷纷打起了合床共被的主意。我也和一个名叫陈昶的女生结成了互助组,将我们的被子一铺一盖,再加上两个人的棉袄,夜里睡觉就踏实多了。当然,这种踏实除了因为抵御了寒冷,另一个原因是可以缓解对“鬼”的恐怖。在我们学校周围的野地里,常常有飘浮不定的小火苗闪烁,有时候还会有高一声低一声的啼叫声传来。物理老师对我们说,小火苗是磷火,属于自然界的常见现象,啼叫声出自一种鸟类,也不足为怪。但是老乡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无论是火光还是啼叫,都是“鬼”弄出来的。每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侧耳细听,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一人带头尖叫,全寝室立刻尖叫声一片,直到老师来敲门制止。
转眼间大半年时间过去,一种嘻嘻哈哈的氛围中,原来视为畏途的分校生活,很愉快,也很迅速地成了历史。高一学年结束,我们被轮换回城区校本部的时候,我对这个地处偏僻的分校居然有些不舍。
我拿着满是高分的成绩单,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向父亲交差。已经接近旧历年关,时逢在北京工作的二哥也回来探亲过年,又有传闻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恢复党组织生活指日可待,家中的气氛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我跟父亲的关系经过前面的起伏跌宕,也前所未有地亲近了。然而,人生无常,生命无常,那时候我一点儿不会想到,这就是我和父亲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