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一段精神历程(5)

谈话并不局限于政治,性爱也是一个经常引起热烈争论的题目。大家认真和一丝不苟到了这种地步:要每人都传看完毕托尔斯泰的《克莱采朔拿大》之后,由此书谈起。当然,没有人能分享托翁的宗教情绪和禁欲主义倾向——虽然有几分像他把情爱看得过分高尚和神秘。问题很快就归结成这样:什么是爱情的本质?人为什么需要异性的性爱?知青陈提出了颇为高深和玄妙的观点,他说:上帝造人时,男女本为一体,后来不知为什么分开了,为了求得生命的完满,每个二分之一都在寻找另外那二分之一,只有用这个观点才能解释为什么爱情可遇而不可求。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我说:爱情是个体自然我与人类整体之间的桥梁,个人总想突破一己之局限,与全人类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但在现世中,这很难做到,每个爱人类的人往往只能守住抽象的原则;人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他或她希望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值得为自己所爱,爱人是个人对人类倾注爱心的寄托和偶像。

上面这类说法似乎过分哲理,未触到爱情勾魂摄魄的本质。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具体:你能爱的、你所憧憬的异性具有什么气质?这时人们似乎一致认为,性格美最重要,爱情必须在异性间发生而又不等于情欲,原因在于人们追求的不是性格的同一,而是互补与契合,这只能在异性身上得到。探讨这一点不能再做哲理性阐发,于是大家罗列了一系列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对之进行分析和坦白自己的偏爱。看得出来,绝大多数男性喜爱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或罗曼·罗兰笔下的安多纳德,但有人偏要说自己所心仪的人是司汤达笔下的德·拉·木尔小姐或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高龙巴。比如还是那位陈,当问他“你喜欢的女性的气质是什么”时,他回答:委婉而虔诚。但他仍宣称他心中的形象是德·拉·木尔小姐。

在许多次讨论中,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到一个老话题上:多余的人。我们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深有感触。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和气质中,都多少透出了一些多余的人的影子。我们对生活悲观,对前途感到渺茫。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在痛苦地思索,但是没有答案。“文革”后期,生活惊人地贫乏、刻板,现实极为丑恶,但我们不能反抗现实,不是没有勇气,而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我们已经开始谴责,甚至诅咒现实,但仍然以为历史虽然冷酷无情,但它在前进。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不是历史有错,而是我们运气不好,生不逢时,就像赫尔岑在论述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时说的:他们既错过了朝阳,又不能分享晚霞余晖的美。

往事并非如烟,记忆不像地壳中岩层那样堆积。在我后来的精神意象中,有牛津教堂悠扬的钟声,有剑桥罗素和摩尔散步并产生哲学灵感的三一巷,有波士顿静谧而引人遐思的查尔斯河,但四分之一世纪前,一代人思想中的苦难和美,却是最难以忘怀的。

徐友渔:学者。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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