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一段精神历程(3)

探寻“第三条道路”

C市两大派斗争日渐激烈,两边营垒中都有一些主和派,但力量很小,成不了气候。我们考虑,这些力量能否先聚在一起,从两派中超脱出来,形成第三种力量。于是,许多人经常在九中聚会。

九中的组织是唯一不隶属于任何一派的独立力量,他们人数众多,纪律严明,头头好学深思,敢于坚持己见。我们去九中时,先与我们交谈的是一个高三学生谢。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头高大,肩宽腰细,披一件军大衣,目光炯炯有神,手势有力而夸张,使人想起电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后来知道他父亲是省人艺导演,他几岁时就登台表演,扮儿童角色,现在摆出《列宁在十月》中的领袖姿态当然不难。我还认识了一位来自西南局机关的干部,他是某群众组织的第四号人物,厌倦了派性斗争,想组建第三势力。虽然我与他来自不同的派别,第一次见面彼此毫不熟悉,但他讲起话来给人极其坦诚的感觉,分析形势既一针见血,又高屋建瓴。与他打交道,我才明白了什么叫恢宏气度、大家风范。

西南局是党中央派驻西南三省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我这一派的头头做出响应姿态,大造“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的舆论,对立派显得越来越被动。在这关键时刻,西南局一个姓洪的女将,抛出一篇《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的文章,一下子就把舆论扭转了。这篇文章写得极为老练、雄辩,如果落款不是某群众组织,完全会被当成《红旗》杂志的社论。这也难怪,据说洪女士是原西南局第一支笔。和这种官方专业秀才相比,我们这些业余的“理论家”就感到自愧弗如了。我前些年经常在《光明日报》上看到S省某些理论刊物的目录预告,知道洪女士正致力于论证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很想再睹其文采,看看她的笔力是否雄健如当年,但终究没找到有关刊物。

与我们接触的那位第四号人物,终于不能见容于他们组织中洪女士一类的多数,逐渐失去权位。我既尊敬他,又替他惋惜。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失势,倒有可能躲脱日后当“三种人”的厄运。

九中另一位人物张,不爱抛头露面,言谈也很平实,据说该组织有影响的文章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似乎不乐于去做组织方面的工作,而更喜欢把时间花在书本上。下乡三年之后,他调回成都,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当工人。他告诉我,他每天就带几本英文书去上班,活儿不多,就拼命看书。到1977年时,他未经大学本科,直接考上北大英国文学系研究生,除了被导师杨周翰器重外,还深得朱光潜和钱锺书喜爱。我1987年圣诞节时去哈佛大学,见过他几次,那时他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念博士学位,但已经替系里指导硕士生,并用英语出版了学术专著。张现在美国任教,但我常在《读书》等杂志上见到他的文章。我很喜欢他写的东西,不在于知识的渊博,而在于他对中国现实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稳健的把握,与那些学了点儿后现代主义理论就想拿到中国来鼓噪的人大不相同。我想,这肯定和他青年时代的历练有关。

我们的第三条道路到底没有走通。在运动中,我最大的体会是,理智的声音是极微弱无力的,再高明的思想家、再深刻的理论家,也敌不过不负责任、巧舌如簧的蛊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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