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
我妈妈之所以那么反感老锣用“恶心”来评价我的演出视频，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音乐都是妈妈的骄傲。
我小时候音乐感就很强，而且挺人来疯，特别愿意表演。幼儿园时朗诵《小水滴旅行记》，在幼儿园比赛拿了很好的成绩。有的小朋友背得很好，上了台紧张得不得了，我不是，我是没人看的话觉得无聊，越有人越高兴，总想感染别人。
刚开始有黑白电视的时候我就已经上电视了，当时贵州刚成立第一个电视台，我去录像，唱歌。在七岁上学前，我去考了少年宫，一考就考上了。那时刚开始有李谷一，还有港台邓丽君的歌……流行歌曲的信息很少，所以我们当时练的多半是贵州民歌：苗族的，侗族的……
后来少年宫来了个新主任，叫钟德芳。她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对我特别有影响的老师，因为她非常有理想。钟德芳老师当上主任后，树立了一个目标，她说：“我一定要让我们少年宫小朋友唱的歌传遍全国。”然后她就开始联系演出。先是到乡下演出，排的节目很受欢迎。后来她跑到北京，找文化部少儿司的司长。她其实什么人都不认识，她只是想告诉那些管少年艺术的人，贵州有这么好的节目，但是贵州位置偏，机会少，希望能多给我们些机会。
在她的努力下，我们跟着少年宫到全国各地演出。1983年我们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的官园少年宫演出，就住在官园小学里。那时是夏天，这么多小朋友，洗澡成了问题。我们就脱光衣服排排站，这个老师给我们擦肥皂，另一个老师拿水龙头给我们喷，然后我们自己洗。演出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很有特色。
我一直过的是集体生活，一有假期，就跟着少年宫去演出，每个假期都安排得满满的：深圳、广州……跑了很多城市。
有一次去上海演出，参加民族杯小歌手邀请赛，全国的小朋友都去了。有些上海人笑话我们：“贵州来的，吃死老鼠肉。”因为贵州对他们来说是个偏远贫穷的地方，我觉得特受侮辱，而且我们不被重视。结果我们的成绩特别好，我们唱了侗族的琵琶歌，弹着琵琶没有伴奏，一下子得了一等奖。当时一等奖有好几个，上海是东道主嘛，第一名给了上海，第二名给了我们。成绩一好，大家也开始重视我们了。那时上海的市长好像是江泽民，他设了晚宴，专门接见全国来的小朋友，我们也很受尊重，这让我从小就有了充足的自信心。
到1988年，我们有机会去法国演出。这也是钟德芳老师争取来的，是去法国参加玛塔国际和平儿童节。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一年我刚好小学毕业，为了去法国，我们去参加集训队。集训队伍是在整个贵州挑选的，有跳舞的、武术表演的、弹古筝等乐器的，还有三个唱歌的，我是其中一个。15个孩子加3个老师，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我们每天6点起来跑步，然后练歌、学习各种各样的节目，还要学习一些礼节和怎样使用刀叉，因为我们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去法国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严肃、很神圣的事情。
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玛塔国际和平儿童节，有来自捷克、德国、波兰等国家的小朋友，跳、唱自己民族歌舞和民族音乐。国外搞这种音乐节很有意思，要游行，我们就拿着我们苗族的小板凳，穿我们的民族服装在街上游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别人的表演。
有一次我们在法国的城市昂热，我们演上半场，下半场是波兰的节目，台上出现的是一男一女的舞蹈，男孩穿一身蓝色衣服、帽子、靴子、都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非常帅，我们在台下一下就呆了。“哇！太帅了！”这种舞蹈太好了，这男孩儿太帅了！可能在那时候，我心里就埋下了对于西方文化好奇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