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我，一直将民歌作为自己的梦想。5岁开始上台独唱，7岁考入少年宫，17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20岁被保送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又怀着对中国民歌的热情，考入了中央民族乐团，第二年就在青歌赛中获奖。二十多年中，我走着与大多数民歌演唱者无异的道路：华服、盛典、赞美、光环……未来足以预见，繁华亦可期可求。但此时我心底响起另一种声音：你真的喜欢这样千人一面的重复吗？
我知道这绝非我想要的音乐，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迷茫中迫切寻找新方向的我，偶然参加了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遇到了老锣。在简陋的录音棚里，我和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即兴演唱一整天，直唱到泪流满面，旧的自我开始崩溃瓦解，而一个新的灵魂正等待我去开启。
龚琳娜
我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1993年，我就来中国学习古琴，把和中国人合作创作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从1994年到2001年，我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蒙古族音乐上，做了很多事情。我自己在欧洲的独奏音乐会也很成功，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觉得这样走下去没意思，因为在欧洲做中国音乐不好玩。所以我决定再次到中国重新找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
《北京谈话》是一个朋友组织的很小的音乐会，它本身对我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让我认识了龚琳娜，让我发现了她钻石一样珍贵的声音。她就像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宝藏一样，等待我去挖掘，也让我有机会继续和中国的音乐家合作。
老锣
龚琳娜
我认识老锣，是在2002年，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上。我当时正在寻找新的音乐道路。
这是一场非常新鲜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多见。我自己本来也是做音乐的，尽管我现在因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实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当时已经有些名气。那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开放地去寻找所有新的东西。有次跟朋友吃饭，一个作曲家说晚上要去三里屯，问我要不要去。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总觉得那种酒吧很乱。但他说是去见艺术家，我就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到了地方才发现，那个酒吧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其实特别有品位，也很有文化氛围。长长的木桌子，围坐着一大群人。有陈丹青，也有“二手玫瑰”摇滚乐队的主唱梁龙，坐我旁边的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老焦。大家都在聊自己的新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都特别新鲜、特别好。这种环境突然给我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老焦告诉我，3月28日有个演出，是关于世界音乐的。有个歌手叫保罗，她十年没唱歌了，但她十年前出了个唱片叫《生命之花》。十年后要做这场演出，老焦问我：“来吗？”我说：“来！”
我叫上我的朋友常静去听了这场音乐会。常静是弹古筝的，我们曾经一起组成了“知音琴歌”组合。音乐会那天挤满了人，也没觉得演出怎么样，没给我什么信息，歌手也记不住。在乐队表演完后，一个老外登场，在台上弹着琴，唱着低音。他用很特殊的发声方法，有低有高，很幽默，眼睛圆圆的，表情特别丰富，很享受的样子。
这个弹琴的老外就是老锣。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老焦说，今天的演出就这老外最好。演出结束后老锣在台侧拿着他的琴。常静拉着我去看他的琴。常静是个很主动的人，英文也好，问了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老锣反而用中文，问我们是干吗的。常静说，我们也是做音乐的。老锣回话说，那留个电话吧，以后约出来玩音乐。
于是他们俩留了电话，就离开了。这次音乐会让我感觉自己跟那个环境特别格格不入，因为我平时演出穿的是礼服和12厘米的高跟鞋，人家却是很随意，我第一次觉得这不是我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