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 《北京谈话》音乐会(1)

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我,一直将民歌作为自己的梦想。5岁开始上台独唱,7岁考入少年宫,17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20岁被保送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又怀着对中国民歌的热情,考入了中央民族乐团,第二年就在青歌赛中获奖。二十多年中,我走着与大多数民歌演唱者无异的道路:华服、盛典、赞美、光环……未来足以预见,繁华亦可期可求。但此时我心底响起另一种声音:你真的喜欢这样千人一面的重复吗?

我知道这绝非我想要的音乐,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迷茫中迫切寻找新方向的我,偶然参加了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遇到了老锣。在简陋的录音棚里,我和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即兴演唱一整天,直唱到泪流满面,旧的自我开始崩溃瓦解,而一个新的灵魂正等待我去开启。

龚琳娜

我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1993年,我就来中国学习古琴,把和中国人合作创作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从1994年到2001年,我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蒙古族音乐上,做了很多事情。我自己在欧洲的独奏音乐会也很成功,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觉得这样走下去没意思,因为在欧洲做中国音乐不好玩。所以我决定再次到中国重新找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

《北京谈话》是一个朋友组织的很小的音乐会,它本身对我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让我认识了龚琳娜,让我发现了她钻石一样珍贵的声音。她就像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宝藏一样,等待我去挖掘,也让我有机会继续和中国的音乐家合作。

老锣

龚琳娜

我认识老锣,是在2002年,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上。我当时正在寻找新的音乐道路。

这是一场非常新鲜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多见。我自己本来也是做音乐的,尽管我现在因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实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当时已经有些名气。那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开放地去寻找所有新的东西。有次跟朋友吃饭,一个作曲家说晚上要去三里屯,问我要不要去。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总觉得那种酒吧很乱。但他说是去见艺术家,我就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到了地方才发现,那个酒吧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其实特别有品位,也很有文化氛围。长长的木桌子,围坐着一大群人。有陈丹青,也有“二手玫瑰”摇滚乐队的主唱梁龙,坐我旁边的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老焦。大家都在聊自己的新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都特别新鲜、特别好。这种环境突然给我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老焦告诉我,3月28日有个演出,是关于世界音乐的。有个歌手叫保罗,她十年没唱歌了,但她十年前出了个唱片叫《生命之花》。十年后要做这场演出,老焦问我:“来吗?”我说:“来!”

我叫上我的朋友常静去听了这场音乐会。常静是弹古筝的,我们曾经一起组成了“知音琴歌”组合。音乐会那天挤满了人,也没觉得演出怎么样,没给我什么信息,歌手也记不住。在乐队表演完后,一个老外登场,在台上弹着琴,唱着低音。他用很特殊的发声方法,有低有高,很幽默,眼睛圆圆的,表情特别丰富,很享受的样子。

这个弹琴的老外就是老锣。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老焦说,今天的演出就这老外最好。演出结束后老锣在台侧拿着他的琴。常静拉着我去看他的琴。常静是个很主动的人,英文也好,问了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老锣反而用中文,问我们是干吗的。常静说,我们也是做音乐的。老锣回话说,那留个电话吧,以后约出来玩音乐。

于是他们俩留了电话,就离开了。这次音乐会让我感觉自己跟那个环境特别格格不入,因为我平时演出穿的是礼服和12厘米的高跟鞋,人家却是很随意,我第一次觉得这不是我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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