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邱礼涛，刘卓辉
文：邱礼涛
小标题：刘卓辉
由于我喜欢罗大佑，又爬过格子，朋友便认为我是写罗大佑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想不到要写一个自己心爱的singer兼song writer原来是一个甚为痛苦的经验。吃力的不仅是写的形式，更怕文字中有错觉或误导的成分。然而当初一口答应这份“差事”，责任上便必须要完成，一切忧虑也顾不得了。
超级市民
一个密云无雨的黄昏，我们到了罗大佑在美孚新村的居所。屋内主要有一个小型录音室，其他的陈设颇为中产，却十分简单。
近来，我们发现了中国大陆有一个名叫崔健的人，能够玩出很好的现代音乐，又能够把作品灌录成盒带。我们听到崔健的作品时，那种兴奋的心情，就如当年听到罗大佑的歌一样。因此，这次与罗大佑见面，便带同收录了崔健两首歌的盒带给他听。
录音机按着了，大家都在听着《一无所有》。我们一行三人虽不至于是“烟铲”，但也算抽不少烟，于是我们一边抽烟，一边听着崔健的歌，而罗大佑却说已戒了烟四天。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播完了，罗大佑说：“很新的一种做法，但是他还没有决定他的FINAL GOAL是怎么样。不过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大陆这样的人才应该来香港发展。”
“在中国大陆，从事创作的人所受到的限制太多，我想在香港两年内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大陆也许要花八年。台湾和大陆相同的地方就是两地都很封闭，怕接触到新的东西。不过台湾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已经逐渐开放。”
“我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到纽约居住的，住了两年。我发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什么都是可能的。可能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是公平些，但in that sense我不认为这是公平。他们认为公平是因为不会出现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觉得不公平，是因为没有自由去做很多事情，当然这个‘自由’是比较extreme的那种自由。”
“我比较相信资本主义。纽约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那里是世界上最civilised和最tough的地方。在纽约这个civilised jungle里生存，你必须具备很多跟它compete的elements，例如个性和能力等。我来香港也跟这个原因有关。至今我来了香港半年，假如这里不能使我满意或是赚不到钱，我也会离开。”
“台湾一直都有很多人出去，因为那里受的政治压力太大。台湾不承认是资本主义，他们说是三民主义。就是二分资本主义，一分社会主义，但我觉得这种划分也不大正确。理论上台湾应该是资本主义的，但是不知怎么说。”
家
不少人都知道罗大佑是医生，一个有着这样身份的人去玩流行音乐，自然更令不少人刮目相看。这样说不是贬低流行音乐，只是这样的一个人会给人一个特别印象，就是他是more than a singer，more than a song writer。凡人欣赏别人，自然是贪心一点的。
“我在出版第一张大碟前是在医院里上班的。有些人以为我是兽医，去年一个公开场合还差点弄成笑话。我的身份的正确名字是radiologist（放射学家），工作是去read一些radiograph和做一些diagnosis。做radiologist是很麻烦的工作，因为它跟每个医科范围都有关，要记的东西也很多。
“大学时修读医科，多少是家庭的影响。我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哥哥和姐夫也是医生，所以我选修医科，像是必然的事。当时念书其实不太喜欢这一科，不过我还应付得来。现在我已完全放弃做医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