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科奈留斯·德·多伊德的一本小册子《比较文学的统一》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说我的立场并不特别是美国的，伽列在美国也不乏支持者，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绝不是“反历史的新批评家，不论他们从新批评那里可能学了些什么，他们毕竟是文学史家，当然是具有新观念的文学史家……他们倡导用美学的、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文学，这是研究文学作品本身要求的”。
不过，围绕我的这些争议也正是今天美国到处在讨论的问题。这里可以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卫斯理大学的伊哈布·哈桑最近写了一篇题为“超越文学理论”的文章，收在（由奥尔德里奇新创刊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组论当代批评的颇有价值的系列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我和诺思洛普·弗莱被莫名其妙地看做两个守旧的人，仿佛前朝遗老，根本不理解新鲜事物。他告诉我们“文学自我毁灭的因素、自我取消的需求”，说“最要紧的是，也许文学的功能”“并非要澄清这个世界，而是要帮助创造一个文学变得多余的世界。而批评的功能或许……要获得一种困难的智慧，最终只能是最终，将文学看做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伊哈布·哈桑最后引了D.H.劳伦斯的句子“新日子可爱的绿龙哟，这没有破晓的日子哟，来吧，来吧，接触我们吧，把我们从臭气冲天的古老的逻各斯的恐怖控制中解放出来吧！不必说什么，沉默地来吧”。尽管“沉默”的思想让哈桑又写了不少书和文章，但人们还是很容易驳回哈桑的这一沉默信条，我们尽可以将他称做一个凶恶的反理性主义者、蒙昧主义者，他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氛围，一种启示录式的征兆，一种荒诞感，一种“从正确的行动出发，悬置审美判断的意愿”。但是我相信，哈桑的这种极端主义是一种危及任何有意义的文学研究的相当严重的征兆。它散布了艺术与审美消亡的符咒。
当今，美学与艺术的整个事业正在受到挑战；真、善、美和被古希腊人看做的“用”，由康德最清晰地加以区分的这些领域正在遭受磨难，艺术作为人类一个主要活动、作为一个学科的观念正在遭受磨难。美学的分裂始于19世纪后期，德国的移情说美学（通过沃南·李和伯纳德·贝伦森传入英语世界）将审美经验缩减成一个内模仿、一个使感情进入客体的生理过程。它暗含在克罗齐直觉说的理论中，在那里，审美经验成了与个体品质的每一个感觉行为的同一。在克罗齐看来，对于这杯水的直觉与体现在艺术大作中的直觉没有质的差别。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1934）否定审美经验与理智经验有任何质的差别，而主张经验的统一，这统一性就是升华了的生命力。在理查兹更多关注文学批评的著作中，审美情感与其他情感的差别被取消了，艺术与诗歌被缩减成“摩制我们的冲动”的途径，形成心理治疗的工具。与此类似，肯尼斯·伯克和理查德·布莱克默也将文学的观念消融在行动或姿势中。最近对美学的攻击来自分析哲学家们，他们将传统上美与美学的一切问题说成是“无意义的”。伊哈布·哈桑应和了整个的这一潮流，他哀叹艺术与“感觉到的生活的连续性”的分离，认为这是心灵异化的根源，是他所谓的“笛卡尔式的西方疯狂”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