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这段往事时，我曾经想过，当时如果能和七伯、七妈一起到延安去，早3年参加革命，对自己的成长会更有利。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七伯、七妈对这件事考虑得更周到，更着眼于长远。50年代我从外地调到北京工作后，常和在军去西花厅看伯伯、伯母，有时遇到他俩的义女孙维世和她爱人金山，一起聊天。有一天，维世大姐好像遇到什么事情，情绪不很好。那时是困难时期，没什么吃的。七妈就说，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我请客，在军和尔均当主人，跟维世和金山到西单的四川饭店一起吃顿饭。七妈这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就在这次吃饭时，我们各自谈起了当年的生活、工作情况，还一道唱歌。中间，维世姐姐很有感慨地说：你们在上海都到了伯伯、伯母身边了，他俩没有把你们带去延安。而我们这些烈士的子女，爸爸、妈妈都是千方百计找到了我们，不但设法把我们送到延安，有些还送到苏联去学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亲属真正是分外的严格。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周家人也都知道。你看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个是七伯、七妈给予特殊关照的。我们有个弟弟周尔辉，已经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后来也同意把他在家乡淮安工作的爱人调来北京，七伯得知后说：现在精简城市人口，为什么都要女方往男方这里调呢？你应该带个头，你申请到你爱人那儿去工作好了。尔辉也很听话，自己主动申请，经过组织同意，就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去淮安当了一名教师。对我们这些侄儿女辈，伯伯、伯母都是一样地严格要求，他俩也从不允许我们炫耀与总理的亲属关系。
邓颖超给在周尔均入党时写给他的信（1954年1月）
以往也曾经有一些想法，七伯、七妈是不是对亲属要求太严了？其实，看似无情胜有情，他俩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七伯、七妈有鉴于历史上晚清的八旗子弟，由于享受各种特权，生活优渥，游手好闲，一个个都败落了，最终导致满清王朝也垮掉了。他们很重视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因此对烈士的子女，既无微不至地关怀，又严格地要求。对我们亲属则是严格而又严格。同时，在政治上又都是一样的关怀爱护。就拿我自己来说，参军以后，我写信报告七伯、七妈，他俩马上给我回信，给予亲切的鼓励。我在进军西南的途中向他们汇报说，自己正在申请入党。七伯、七妈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谆谆嘱咐我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以后又不断地在通信中询问情况，继续给予鼓励。为我入党的事前后写过3封信，包括写给我们党组织的，证明我的父亲和家庭情况。我是在1953年12月被批准入党的，当天就写信报告七伯、七妈，很快就收到他们情深意切的回信。七妈在信中说：“知道你已经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同时谆谆教育我：“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七妈在信中提到的共产党员的“三个必须”，今天读来，对我们大家仍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