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周总理接触多是解放以后。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工作，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到后来，有时候周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他们俩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来主持外事，外事无小事，处理得非常细致，两人合作得非常好。父亲谈到周总理时候，他那种神态呀，都是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但是后来没叫起来。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也带着我去，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比如说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都会很亲热，有时候问我们：“你们家谁管钱啊？”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他就会对邓楠说：“啊！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听说我弟弟叫“飞飞”，就说：“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飞飞”。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直接走到屋子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就说：“这怎么行啊，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北京出席招待会（1963年）
我妈妈还给我讲过说：我以前不会吃螃蟹，后来到上海，周总理说：你怎么不吃螃蟹呀？妈妈说：我不会剥。周总理说：那我来教你。他一点点教，怎么把后盖掀开，怎么样把胃拿掉，怎么剥身上的肉，怎么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我妈妈学会吃螃蟹是周总理亲自教的。
就我们看到的，周总理和我父亲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们见到周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周总理是亲人这种感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把老干部们都赶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亲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赣州，周总理知道以后，连续两次给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听了传达，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1972年1月，陈毅伯伯逝世，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是要打倒这些老家伙们，也包括我父亲、刘伯承和其他老同志。周总理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周总理在见新疆代表团的时候，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说：“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像邓小平啊，要打倒。”有意把这个风散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