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很高兴抓这个事儿，我不愿意回机关，那时候我就抓港口了。从秦皇岛顺着沿海，青岛、烟台、威海，一直走到广西的房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西南那里还办了一件事，我发现房城是一个很好的港口，云、贵、川的物资要通过长江转一个大的圈子才能到香港，到国际上去。我说你这个地方修一个几十里路的铁路，把这个路修通了，从房城这里出去路多近呐！办了这个事，对云、贵、川的对外开放，对外交通，那是方便得多了。
周总理那个时候抓生产，第一条是保护管生产的干部。他一看我们都不能正常工作了，他才下决心，让余秋里我们两个住进了国务院。他让部长们也分期分批住进国务院去休息一段，然后再出去。
有一天周总理接见什么人，谈到后半夜3点钟，我就跟周总理咬耳朵说：“没我的事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他说：“你不能走，一会儿又碰到你的事，怎么再叫你呀！”最后3点多钟会散了，他把我留下说：谷牧你开会怎么好请假呢？现在我就靠你们来工作。我对他讲：总理，明天9点钟我还要召集几个部长谈什么问题，我总想休息几个钟头，否则我怎么对付明天的会。那时候我跟周总理什么都敢谈。他说：谷牧，你吃不吃安眠药？我说：不吃，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他说：你吃安眠药，毛泽东主席吃了一辈子了，我也吃了一辈子了，没有什么事。安眠药吃下，你至少可以休息两三个钟头吧。这是叫我吃安眠药，我学会了，开始吃安眠药。
那个时候，明明白白的，他没有时间睡觉嘛！什么事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千斤重担压在他肩上，部长们都“靠边站”了，就靠我跟余秋里，他要办什么事，事先跟我们讲：你们先替我摸摸情况。我们找部长谈一谈，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处理，我们先提出建议，给他看一看，这样对他还有点帮助。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次我陪周总理到哈尔滨去开会，那时候叫东北协作区。那时候一个大区叫一个协作区。我们走到山海关的时候，他让秘书给传达，让飞机在山海关低飞，转一个圈儿。周总理就告诉我，你看清楚，你看下面火车这一列那一列的距离有多长，山海关这里火车拥挤的情况怎么样？我专心致致地数，回头给他报告，他说：看起来，再修铁路是不成了，这里太拥挤了。他说，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一面问我一面就看大海，山海关不是离东面海很近吗，我知道他的意图。我对他讲，总理的想法我懂得了，你老看海嘛！恐怕要做海上的文章。他说：对！我也是这样考虑。这是第一次谈到海上的问题。
没有周总理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这个题目以及这个决心，以后的改革开放就很困难了。
周总理病重住院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报告他，改变港口面貌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泊位增加了多少，货运量增加了多少。他听了以后很高兴，说：谷牧啊，你能不能再抓一抓飞机场。
我抓飞机场有困难，那时候我们的民航归空军管，周总理也没向他们交代，我怎么好找他们谈，所以耽误了几年。
那时候全国经济情况已经很困难了，要不采取措施就要出大问题了，我报告周总理说要开个会，把经济情况了解一下，再怎么困难，不生产总不成啊。周总理支持我。我提议是在计划工作会议开始的几天，先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周总理下了决心，说，你另外搞一摊，计划会还照常开，你另外找人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是把省委书记请来了。没都来，来了八九个，研究怎么能使铁路不乱，港口不乱，要维持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