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隐蔽战线斗争的批示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