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珍藏的往事(2)

周恩来关于隐蔽战线斗争的批示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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