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构成了“美国理想”大部分光环的美国郊区生活的评论尤其有趣。在他看来，“二战”之后联邦政府决定为大约1100万座将要兴建的单门独户郊区房提供按揭补贴，加上1956年国会通过《跨州高速公路法案》，这两个纯粹国内性和经济性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大众日常生活开始走向大面积郊区化，也标志着传统美国中小城市由繁荣转向萎缩、退化和荒芜，乃至对日后全人类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今天美国约有85%的人口居住的具有基本雷同的小草坪、停车库还有平房或楼房的郊区社区，其实是对城市和乡镇的双重抛弃。它使居住者的生活彻底依赖于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过分规整的居住区域同集中组合式的购物中心相互隔绝。上班和谋生的地点往往相距很远。作者认为这样的社区不可能提供奇遇或惊喜，而最根本而且无可救药的缺陷是，“它不可能给它的任何一位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家乡感”。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待在一个这样的美国郊区社区里。的确，这里的生活基本是“在轮子上的生活”，要离开社区，不开汽车几乎是寸步难行，即便只是要打一瓶酱油。虽然不远处也有荒山原野，可即便到了那里也不能信步走去，因为就连不多的步行和骑车的道路也都是规划好了的。但我感觉，周围的多数人还是喜欢这种生活，还没得到的也趋之若鹜。作者自己也写道：“真正推倒苏联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一排一排印在明信片上的小白房子。”如果大多数人都想有一块草坪或者花园、双位车库的独立房屋，大概也只有这样的“郊区化”才能摊得开、铺得下。它带来的毛病可能还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相比住在都市的“筒子楼”或“鸽子笼”中，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更愿意选择居住在这种郊区。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过于呆板雷同，席卷一切，构成一种对哪怕是少数人更愿意的生活方式的压抑甚至机会的剥夺，那也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者对美国的批评还触及了整个“现代性”更深的层面，尤其是有关数量统治和文化衰落的方面。他谈到在市场化席卷一切的情况下，社会变成了一个原子化而且虚矫做作的大众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从小学会为自己设计一个不断更新的包装和品牌。“一切集体的、物质的梦，都可以延伸、组合、重复、量化、交换。” 消费主义或物质主义盛行，“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它崇拜的偶像，是无限扩张和可替换的数量，以及这个数量对时空和脆弱生命的征服”。现代社会是一种数量的统治，也是物质的统治。物质的东西是一切都可重复、可定量、可替换的。在滚滚而来的物欲面前，人们对生命的质量、对精神的东西不免敷衍，对生命质地的高贵也干脆拒斥或充耳不闻。于是文化的衰落变得必不可免。这种衰退其实不只是美国的，而是世界性的。作者说：“1990年后，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艺术，似乎一下子同时失语，出现了空前的叙事危机。也许有若干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挥不去整体而言夕阳西下、明日黄花的喑哑和凄凉。这种集体性失语，相对于我们这代人所经历和见证的惊人历史变化，显得多么可悲、多么不可原谅。”我虽然认为这话说得有些过分绝对，但也有基本的同感。即文化或者文学艺术总体上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民主的发展而上升，反而是下降了，包括获得了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一定政治自由的俄罗斯，其文学成就不仅远不如19世纪时，可能还不济苏联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