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4）

肺病患者离开自己的病房到精神病人房区只不过出自于好奇，因为他们每天都巴望着发生点耸人听闻的事情，借以克服令人窒息的无聊，或者驱赶头脑中与死亡的纠缠。我确实没有弄错，每当我离开肺病房区朝精神病患者走去时，我都心满意足，不管你在哪儿看到他们，他们都在搞些花样。也许以后在别的什么文章里我再大胆地描写精神病科的种种状况，我是见证者。现在我坐在恩斯特病房前的长椅上想，我得再等上整整一周才能再次进行到路德维希病房的尝试，显而易见今天我只能从这里返回赫尔曼病房了。我坐在长椅上观察小松鼠，它们在这巨大的园子里，从我这角度看这园子似乎大得无边无际，飞速地跑来跑去，敏捷地爬到树上面去，然后又跑下来，似乎只有惟一的爱好：到处去叼肺病患者丢在地上的一次性纸巾，叼着它们跑上树。它们嘴里叼着纸巾到处跑，直至黄昏后，人们还可以看见来回急驰的白点，那是它们嘴里叼着的纸巾。我坐在那儿，很受用地看着这种景象，种种的联想油然而生。这是六月里，病房的窗户都敞开着，病人们咳嗽着从窗户里出来，循着以对位法巧妙设计合成的旋律，进入刚刚降临的暮色之中。我不想过分挑战护士小姐忍耐的极限，站起身来，回到赫尔曼病房。我想手术后我的呼吸状况的确是改善了，的确可以顺畅地呼吸了，可是我的疾病治好的前景仍然渺茫，可的松这个字眼，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疗程，总让我心情变得沉重。但我整天不一定就都是毫无希望的沮丧。早晨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醒来的，可我试图摆脱它，快到中午我就做到了这一点，下午沮丧的情绪又侵袭了我，傍晚它复又消逝，当我夜里醒来时，它当然又肆无忌惮地主宰了我。我想，既然医生对待那些我目睹死去的人，完全与对待我一样，跟他们说同样的词语，进行同样的谈话，开同样的玩笑，那么我的前景跟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相比，也就不会有什么两样。他们在赫尔曼病房悄然死去，不为人注意，没有叫喊，没有呼救，常常是全然无声无息地就走了。一大清早他们空出的病床就放到了走廊上，更换铺盖罩套，准备给下一个病人。护士小姐们管自微笑着做着事情，并不理会我们从旁经过看到了这一切。有时我想，为什么我要在本该我走的路上停住，为什么我不像其他人一样，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为什么竭力睁着眼睛不想去死，为什么？当然直至今天我依然经常问自己，屈服，放弃努力岂不更好，那样我肯定在短暂的时间里就会走上我的道路，几周里便会死去，对此我敢肯定。但是我没有死，仍然继续活着，到今天还活着。我的朋友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时，我正好住在赫尔曼病房，我开始住进医院的那段时间，他不知道我住院了，有一天我们共同的朋友伊丽娜的多言多语将这个消息泄露了，伊丽娜交替着探望我们俩，我将她看成是带来好运的人。我知道，多年以来我的朋友总是数周或数月住进施泰因霍夫，每次又都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也一定会出去，尽管我们俩的情况区别很大，绝对不能同日而语，但我自以为我就在这里待几周或几个月，然后如他一样就也会出院。这想法说到底并没有错。四个月后我终于离开了鲍姆加特山，我没有像其他一些病人那样死去，他也早就出院了。在从恩斯特病房到赫尔曼病房的路上，我的确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死亡。我不相信我能活着从这里出去，我在这里所见所闻太多，足以让我心中对能活下来不抱任何一点希望。黄昏并没有如所想的那样让我好过些，心里反而倍感难过，几乎无法忍受。值班护士小姐质问我，让我清楚我对自己如何极其不负责任，我的行为简直是愚蠢的罪过，之后，我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