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到变法
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郭嵩焘：“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王韬：“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薛福成：“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郑观应：“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康有为：“及时变法，犹可支持”
光绪十五年，介于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之间，表面看来似乎相对平静。在思想界属于一个过渡时期，洋务思潮已由盛转衰、颇受质疑，维新思潮正在酝酿，聚集力量，等待时机。
活跃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思想领域的先行者，可说是转型期的一代。他们深切感受到中国面临“千古变局”，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力求在危机中“采西学”以自强。他们是洋务思潮的启蒙者，为洋务运动提供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纲领，引导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他们又是洋务运动内部的批判者，也是维新变法的思想先驱。当张之洞准备在湖北大举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的时候，思想先行者们关注的触角，已经由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由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到探索变革国家政治体制。
思想先行者往往是寂寞而孤独的，这是他们先行于时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先行者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必然为流俗所不能容忍，从而受到摒弃、抨击和撕咬。思想先行者是属于未来的。
光绪十五年，曾经做过同治皇帝的师傅、当时仍然兼着光绪皇帝师傅的翁同龢，向他的学生推荐了一本书。在光绪正式开始所谓亲政的关键时期，翁师傅的这一举措显然是大有深意的。
光绪把这本书带回宫中，放在案头时时研读，深切地感到书中的议论“最切时要”，就将他认为最重要的几篇《汰冗员》、《许自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驭夷》等抄录成册，以备参考。
原来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强烈的危机意识，针对19世纪清王朝在官制吏治、科举教育、财赋税收、水利建设、军事国防等方面日益严重的弊端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不仅发出了“制洋器”、“采西学”的呼吁，竟然还甘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强调：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继“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后，要求通过向西方学习、改革制度，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自强。作者在《采西学》中进一步提出：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后面这句话便成为了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的先驱，这本书也被人誉为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
这本书就是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校邠庐抗议》，它的作者是冯桂芬。
冯桂芬，江苏吴县人，生于1809年。二十三岁中举，是林则徐的门生。三十一岁以一甲二名中进士，是为榜眼。做过翰林院编修、考官，总共不到十年，便退出了官场。太平军起，避居上海租界。是他定策说服曾国藩，实现了李鸿章率淮军解上海之围。“出入夷场”的经历、对西方文明的理解、火烧圆明园的屈辱，促使他反思时政的积弊，探索国家自强的道路，于是在1860写作本书。他对于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前途并不乐观：“明知有不可行者，有不能行者。”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抗议》稿本上，《公黜陟议》篇的末段还有几行字句：
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匦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骎骎然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
然而，此处又有作者自加的批语：“末行似不足为典。”并将“子”“贤”二字涂去。显然是因为涉及到封建体制的根本问题而有所顾忌。出于种种考虑，本书在他生前始终未曾同意正式出版。在他内心深处不可能不希望他的著作对现实产生影响，他也曾将书稿的抄本寄呈给曾国藩。这位总督大人虽然回信大加赞许，然而在日记里流露的真实想法却是：“多难见之施行。”
冯桂芬的思想真正产生较大政治影响，要等到中日甲午之战惨败之后。严酷的形势、澎湃的维新变法思潮，使光绪又想起了这部书。戊戌年六月六日，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一千册，下发给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以及各省的督抚、将军，要求他们阅读之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三十八年前呼吁改革的一部旧著，此时成了光绪及某些大臣们维新变革的设计蓝图。人们会发现，冯桂芬不但谈了要“制洋器”，还分析了“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首先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的《汰冗员议》其实就是一个清王朝机构改革的方案，难怪光绪皇帝被他所打动；人们还会发现，按照他的要求，洋务派实行了几十年的船坚炮利，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不仅“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的标准远未达到，而且要求像对待科举一样使科学技术受到重视和奖励,“道在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可以得时文试帖楷书之赏”，更是无从谈起。
冯桂芬没有福分看到《校邠庐抗议》奉旨印行的这份荣耀，他已于同治十三年四月病逝，终年六十六岁；光绪十五年皇帝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时，他已经逝去十五年，“墓木拱矣”！
光绪十五年，出生于1818年比冯桂芬小九岁的湖南人郭嵩焘写道：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如此振聋发聩、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时肯定是一位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实际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在他去世后，李鸿章出来为他说话：当年曾国藩、左宗棠出山办团练对抗太平军，都是听了他的劝说和动员；是他创办厘捐解决湘军的兵饷，也是他主张练水师使湘军在长江流域占得主动，而“皆事成而不居其功”。他与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至交好友，和曾国藩、左宗棠又都是儿女姻亲，却被认为是偏激、好发牢骚，从来不曾受到曾国藩的保举；倒是署理广东巡抚时，于同治五年受到左宗棠的排挤而丢掉了乌纱。此后二三十年间，湘、淮军出身的巡抚、总督占据了大半个中国，他却始终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
咸丰年间，他就以熟悉洋务知名于世，后来又深受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的赏识，然而历史却没有给他提供若干洋务事业实绩的机遇。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他的思想突破了咸同时期大多数洋务派的水平。光绪元年他参加洋务方针的讨论，在《条议海防事宜》里，一反十余年坚船利炮之说，提出质疑道：
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此……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
他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是首先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
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
他再三论述学习西方不能舍本求末，最典型的一段话是：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他是破天荒由大清国政府派出的首位常驻外国的使节。通过在英国两年多的实际观察，深知西洋各国“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不能再以“夷狄”视之。他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索英国富强的原因，认为英国是“君民兼主国政”，设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民主选举市长“有顺从民愿之情”，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
他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命运。光绪元年八月，郭嵩焘以礼部左侍郎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任命一发表，立即使他成为众矢之的，讥笑唾骂如暴风雨袭来：京师编出联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愚昧地把出使外国看做是为洋鬼子效劳；湖南的秀才们则吵吵嚷嚷要砸了他的住宅。逼得他“七疏自陈病状，坚请放归田里”，最后是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做工作，才得以成行。不料临时又硬插进了一位著名的顽固守旧人士刘锡鸿充当他的副手，同样具有密折奏事的特权。这就使得郭嵩焘一出国门便处于随时被人监视而动辄得咎的境地，抵达伦敦不到两个月，对他的弹劾就接二连三而来，他的《使西纪程》刚刚刊行就遭遇到“有诏毁版”的命运。
这是一个因为提倡西学而受到封建顽固派猛烈打击的典型事例。《使西纪程》是他遵旨以日记形式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交的公务报告，由总理衙门刊行。只是因为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基本设施说了一些赞扬的话，翰林何金寿给他戴上了卖国投敌的大帽子：“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湖南的老友王闿运在日记里骂他“殆已中洋毒矣”，清流领袖、在家守孝的军机大臣李鸿藻更是“逢人诋毁”。京城名士李慈铭也在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
阅郭嵩焘《西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使西纪程》毁版后，刘锡鸿又乘机对郭发动攻击，列举一些琐屑细节为“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郭上疏辩解反击，而清流主将张佩纶上奏要求将他撤职。郭只得奏请因病销差。死后朝廷还说他“所著书籍，颇滋物议”而不许立传赐谥。
光绪十五年，郭嵩焘年逾七旬。自从光绪五年从英国经上海直接回到长沙，已经闲居整整十年了。但是他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在这一年里，他写信给李鸿章，表示赞同修津通铁路；对修芦汉路则不以为然，认为大举修路有违国情，要谨慎从事。在这年的年底，他对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后大行西法的作为，总的是赞佩的，以为“有豪杰之风，而所行多切要便民”，但也指出，仅仅取法西洋技器世物，而不考究中外情势与本末以及轻重缓急之宜，仍非至富强之通途。他认为“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也就是说，要依靠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只有政府单干是不行的。
他晚年的心境极其寂寞而悲凉。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势所趋，万事坏蔽，人心从之而靡，无可与共语者。”
两年后，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郭嵩焘在无声无息中病逝。陈旭麓先生说：“综郭嵩焘一生，因赞成西学，倡办洋务，备受撕咬，终至抑郁而死！”
光绪十五年，当年轻的光绪在深宫灯下读着《校邠庐抗议》的时候，王韬正在上海格致书院里度过他潦倒多病的晚年。
王韬(1828—1897)，原名翰，苏州人。这位终生不曾做官的民间学者，有着不同凡响的传奇式的经历。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之邀，进上海墨海书馆协助翻译《新约》，并加入基督教。1862年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遭清政府缉捕，流亡海外二十余年。其间，至苏格兰译书两年多，得以游览英法等国，又曾至日本游历，实地考察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韬最辉煌的时期是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后的十年。《循环日报》是第一家完全由华人集资创办、主编和管理的中文日报，也是晚清第一家评论时政、鼓吹改革、提倡变法的日报。在此期间，王韬自任主笔，先后为该报撰文数百篇，成为名噪一时的政论家。
王韬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声疾呼：“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一度也是“船坚炮利”的主张者和拥护者，以为“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与洋务派的观点比较一致，和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郭嵩焘等洋务官僚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发言人。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洋务事业中的种种弊端开始暴露。王韬在他70年代的政论中，开始出现了新内容：批评洋务运动停留在练兵制器的低层面上，是“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从而响亮地提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在经济上他提出“商富即国富”，要求政府学习西方采取措施提倡和支持新式工商业发展，“与民共利”。在政治上向往设议院、君主立宪，实行英国式的“君民共治”的政治制度：
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
认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人称王韬是近代中国提倡君主立宪的第一人，成为戊戌变法的思想先驱之一。
光绪十五年，王韬已经年过六旬。五年前，他经李鸿章默许才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上海，三年前担任了格致学院的山长，推行西学教育；同时继续在《申报》、《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时政。晚年收入微薄，经济拮据，常有衣食之忧。1897年，在百日维新即将到来的前夕，王韬在“穷愁交集、贫病交攻”中卒于上海寓所“城西草堂”，享年七十。
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
光绪十五年，年过五旬刚刚晋升为湖南按察使的薛福成，还没来得及去履新，又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使臣。这让他获得了走出国门实地考察西方富强本原的机会，跳出了洋务思想的窠臼，实现思想一次新的、也是最后的飞跃。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父亲是进士，但仅官至州县。他从小苦读，写得一手好文章，却考不上举人。这倒促使他转向经世之学，进而研究海防洋务。同治四年上书曾国藩得到赏识，后成为曾门四子之一。由此开始的在曾国藩、李鸿章麾下20年的幕府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社会经验，成为了著名的洋务干才。钱基博的《薛福成传》便记载了他应对英人马嘉理案、抵制赫德攫取“总海防司”大权、定计迅速平定朝鲜内乱等上佳的表现。特别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时任浙江宁绍台道的薛福成，采取得力措施守卫镇海，多次击败了孤拔率领的法国舰队的进犯，深受后世赞扬。
在此期间，他将早已传颂一时的著作《筹洋刍议》刊行问世。全书十四篇，主张“效法西人”、掌握西方的“富强之术”，这已经突破了坚船利炮的框框，开始提倡商政矿务、考工制器、火轮舟车、兵制阵法，达到了洋务派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正月离沪，二月抵巴黎，三月达伦敦。他一旦踏入西方世界，为现实的西方文明所吸引，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的日记中写道：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牴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街道征之。
在出使期间，他一面深入观察社会现实，一面广泛阅读有关经济史、贸易史、科技史的书报，逐渐深化了对西方富强本原的认识。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的日记中，他把“西国富强之原”用他自己的语言概括为：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五大端。所谓通民气，是指自由选举、议会制度、言论自由等；所谓保民生，是指保护私有财产、实行养老、社会保险等；所谓牖民衷，即打开民众心灵的窗户，是指普及教育、职业培训，报刊宣传等；所谓养民耻是司法制度、社会风气和公共道德等；所谓阜民财是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发展水利、农业、工业和金融等，实际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个领域的制度。最后他总结道：
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
明确地批评了洋务派的局限性。
薛福成思想上更深刻的变化还在于突破了自己原来“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制约，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批判。他在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论说道：
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一而志不齐矣。君主之国，君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苟得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此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俾无安乐自得之趣，如俄国之政俗是也；而况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贯注于通国，则诸务有堕坏如冥冥中者也！是故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然则果孰为便？曰：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
三天之后的日记里，他又继续这一话题，认为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就是君民共主的模范，进而指出：“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他的日记是要报送上级衙门的，已经有了郭嵩焘日记毁版的前车之鉴。在这里抬出了三代来不啻是作为护身符，但已经掩饰不住“离经叛道”的思想轨迹和对于中国君权专制的批判锋芒，实质是倾向于英国式的“君民共主”，已经具有鲜明的维新变法的色彩。
薛福成在欧洲生活了四年半，于1894年7月回到上海。“未及二旬，即以积劳得疾，薨于出使行台”，年仅五十七岁。
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光绪十五年，郑观应在澳门“杜门养疴”，表面上过着恬淡平静的日子，内心深处却激情如火，思绪万千。他正在将自己的著作《易言》修改充实为《盛世危言》。
就是这本比较“中西利弊”、主张全面模仿“泰西立国”的《盛世危言》，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它的忠实读者，深受其启迪；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被它深深地吸引。1936年毛泽东兴趣盎然地对斯诺回忆道，为了突破父亲的禁令，“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才将它读完。他还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继续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十七岁到上海进入洋行服役，学英语，随后充当洋行买办。1873年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得以结识盛宣怀。捐道员，先后被李鸿章委派为上海电报局、招商局、机器织布局总办或帮办，成为洋务派中著名的干才。中法战起，他积极帮办军需，为抗战而奔走。郑观应曾是出身于洋行的买办，又是投资于洋务企业的民族资本家；既是亲自主持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实业家，更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维新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他曲折复杂的经历，多重的身份，呈现了时代的鲜明而突出的印痕。
郑观应著作的魅力，来自它的思想核心：“富强救国”，也就是要通过社会改革，使中国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封建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贫弱走向富强。核心内容是在经济上要求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在政治上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他写道：
欲攘外，亟需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在这里，攘外是救国的首要任务，振兴工商是富强的根基，而制定宪法则是达到富强的政治保障。
《盛世危言》出版于1894年，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军的不堪一击、《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激起国人共愤。《盛世危言》的出现恰逢其时，立即引起轰动效应。光绪皇帝读后，即令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分发给大臣们认真阅读。郑观应受到莫大的鼓舞，盼望着他的主张能付诸实施，于是将书一改再改，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以至在维新运动的高涨时期，被张之洞誉为“统筹全局”的药方。——这些都是后话了。
光绪十五年秋天，隐居中的郑观应到广州治病。四年前他曾经陷入一场与洋人的官司，太古公司借口他推荐的总买办杨桂轩亏欠四万余元，向香港当局提出控告，要他负责赔偿。因此他在香港被羁留四个多月，只到五月才得脱身。受此打击后，他借口养病，闭门隐居，仿佛与世隔绝，实际上却时时在关注着现实，在结合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时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正在筹办汉阳铁厂，其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郑观应都看在眼里，一一写进了《盛世危言》……
光绪十四年冬天，一个进京应顺天府乡试落第的读书人，做了一桩惊世骇俗的大事：上书当今皇帝。这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是一件很出格而又冒着生命危险的事，于是这上书者的姓名和文稿迅速流传开来，这便是康有为的“一上皇帝书”。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生于书香世家，十一二岁就广泛涉猎文史，爱读邸报却不爱做八股文，科场也不得意。光绪八年五月赴京应顺天府乡试再次落第，回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光绪十二年，他通过好友编修张鼎华写信给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
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
张之洞极为赞成，将此事交给他和文廷式办理，后来没有办成；张之洞又要聘请他掌教三湖书院学海堂，他都因故谢绝了。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八月谒明陵，单骑出居庸关，登万里长城，出八达岭，九月游西山。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自述：
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事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
基于这种紧迫感，他向朝中颇负时誉的三位权贵翁同龢、潘祖荫、徐桐分别上书，要求他们提倡变法，一时在京城引起轰动。此时奉天洪水成灾，淹了十余州县，清朝老祖宗的永陵也有十八座山峰发生崩塌。按照传统的天人感应观念，这些奇变是上天示警，当政者应当进行反省。康有为看到朝廷上下丝毫没有警觉振作的迹象，便满怀激情撰写了《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直接向皇帝上书，要求变法。
今天我们重读这篇奏折，感到最突出的是他对于列强环伺下中国处境的清醒认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危机感。文章一开始，便对当前形势作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匪偏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生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或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
这正是当时国内外危机四伏、形势日益危艰的真实写照。正是基于这种严重的危机感，康有为要求朝廷向西方学习、实行改革，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这些建议只是他在戊戌变法时期一系列变法方案的最初雏形；这一次上书也不完全是康有为的个人行动，而是在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等京官中有识之士参与下进行的。但是，这次上书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发出了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呐喊，意味着在前人长期酝酿、探索的基础上，变法维新这一新的思潮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并转化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行动。
康有为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生涯，积极地进行维新变法运动的鼓吹和组织。至甲午战败后，他代表锐意要求变革的维新思潮，超越和否定洋务派，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百日维新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