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有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诗题中的“刘柴桑”即刘遗民。萧统《陶渊明传》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浔阳的这“三隐”各自归隐的形迹与心态都不相同。刘遗民原名程之，桓玄篡晋前夕便辞去官职入庐山师事高僧慧远，自称是被国家遗弃之民，因而改名刘遗民，自此绝意于人世也无意于妻子。刘对陶渊明久有山泽同隐之招，诗人却不忍且不愿抛开亲人故旧一个人离群“索居”。世间的富贵荣华高官厚禄无一系累，唯独割舍不开的是人间相濡以沫的挚爱与温情，结庐只能结在人境，要隐也要隐在人间。“景物斯和”的“良辰”既使他感到新奇舒畅，也提醒了他还有许多农事得赶快料理——“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修整好破旧的西庐茅舍，耕作南野刚垦过的新田，春寒料峭时斟几杯薄酒解饥消乏，田野归来与妻儿邻友一块嬉游聚谈，诗人对这种生活觉得由衷的满足，人生如此无复他求。“耕织称其用，过足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这儿远离了你争我夺的“世事”，脱落了熙熙攘攘的尘嚣，淡漠了生前生后的毁誉，人间可亲，田园足乐，何苦还要抛亲别友去荒山僻谷“索居”呢？
不仅不到荒山僻谷“索居”，为了求友他反而向南村“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二首》
这两首诗写喜得佳邻的快慰，由此可见诗人对人际友谊与温情的珍惜。移居南村全不在于风水吉祥的住宅，一间“取足蔽床席”的“弊庐”足矣，更不是为了去攀附那儿的朱门大户，为的是能与纯朴淡泊的“素心人”度过朝朝夕夕，便于与这些“邻曲”们“时时”往来。有时与邻居一块去野外登高赋诗，或者大家围坐一起赏文析疑，诗人的高情雅趣令人仰止；有时邻里之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话家常，诗人的为人又是如此亲切随便，就像我们自己身边一位脱略形迹的朋友。钟惺在《古诗归》卷九中评论说：“二诗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见公和粹坦易，一种近人处。”陶公超然于人际的成败穷达，“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禄轩冕荣华全“不入眼，不入口”，“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对衣食的操持和对农务的兴致，正反衬出他对仕途升降与人世荣枯的冷淡；另一方面他离不开“素心人”亲密的情感交流，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开心的“言笑”使他乐而忘倦，“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对人际的关怀与温暖是如此渴求。诗人对人际的超脱与关怀在这两首诗中同时得到了真切的表现，我们觉得他是那样翛然旷远超尘绝俗，又是那般随和自在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