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坚决不做官——辞官归隐的反思（10）

这首诗是归园田不久的作品。尽管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勤只落得“草盛豆苗稀”的庄稼，尽管晚归时“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可这些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归耕的选择，丝毫也不影响他耕稼时的自得心境，在诗的结尾陶渊明照样坦然地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的结尾也说：“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同样说：“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诗人归隐躬耕所“愿”、“所怀”、“所保”的是什么呢？明黄文焕对“所保”作了这样的解释：“躬耕之内，节义身名，皆可以自全，纵不能如颜子，不失为文人。‘保’字总括通首，旨趣悠长。”黄氏把陶渊明简直想象成那种“秤停轻重，较量有致”的工于盘算的老手，他选择躬耕完全是出于世故的考虑：一是为了赢得“节义”的美誉，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名。黄文焕笔下的陶渊明何“拙”之有？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引《后汉书·逸民传》注“所保”：“庞公者，刘表就侯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注文与《后汉书·逸民传》稍有出入——本文引者注）这位隐者庞公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中止了士人的价值关怀，“所保”者不过一己一室的生命而已。将他的“所保”与陶的“所保”类比可谓不伦。当世学者又从《庄子》中找出处解释陶的“所保”：“《庄子·知北游》：‘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郭象注：‘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无用智慧为也。’又《人间世》：‘若无言，彼（指不材之木——引者注）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以义誉之，不亦远乎？’（按，人以不材之木为社，而谓此木因此得以自保，实非此木本愿。盖此木固以不材自保，而异于众人之所以为保也。）”李注这两则《庄子》的引文中前者意在说明体道应弃绝智慧，后者意在说明社木因其不材而得以自保。它们只可用以说明陶诗中“所保”的词源所自，仍然不能回答诗人“所保”的是什么。从陶诗“所保讵乃浅”的语意与语气来看，诗人“所保”的绝不是身家性命。相比之下，清代吴瞻泰的“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倒不失为胜解，而早于吴氏的沃仪仲释陶的“所保”更充分更精到：“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舞之意，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若无此意，便是一田舍翁，不复有所保矣，且曷云怀古。”虽然陶渊明躬耕并非完全不在意收成，“寄托原不在农”一语有失绝对和偏颇，但这无妨沃氏解释的深刻独到。近半个世纪的国内学者长期纠缠于陶渊明躬耕的情感态度是否同于农民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农民或背离农民，并以此定其先进与反动、崇高与渺小，扬陶者与抑陶者都以此为准绳争得不可开交，回头看看沃氏所论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争论的肤浅可笑。“聊为陇亩民”的“聊为”清楚地交代了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陇亩民”，他对自己的士人身份有清醒的自觉；他的躬耕也比农民的耕作有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内涵，为什么非得要一个诗人的情感体验与农民完全相同才算是一个“进步”的诗人呢？陶渊明归隐躬耕除了像农民那样关心作物收成的丰歉外，他同时也关注或者说更关注的是自己生命本性的“养真”与“守拙”——他正是为了“守拙”才“归园田”、为了“养真”才栖迟“衡茅”的。农民的耕作是对命运的被动接受，陶渊明的躬耕行为则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与“陇亩民”的这些差别不仅不影响他作为诗人的伟大，反而正是这些差别使他的人生更具有独特的魅力，更具有存在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