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即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时陶渊明39岁。早存躬耕田园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时才得以践履夙愿，难怪他有“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这般激动了。从“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些喜气流溢的诗句中，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当年初试躬耕时心情的新奇与兴奋：田野鸟儿欢快的啼叫像是在迎接春光又像在迎接诗人，轻妙的微风给他送来融融和意，被春风抚摸的嫩苗似乎也充满了好奇……此情此景使他想起古时“植杖而芸”的荷蓧丈人，想起结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并深深理解他们何以要远离仕途耕而不辍，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尘嚣“悠然不复返”。
对于陶渊明这种自小“游好在六经”的士人来说（《饮酒二十首》之十六），选择躬耕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先师”孔子早有“遗训”：“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认为躬耕只是为了谋食而有碍于“谋道”（道德修养），所以，当他的弟子“樊迟请学稼”时，转脸就被他恶声恶气地痛骂了一顿：“小人哉，樊须也。”陶渊明辞彭泽县令而去作“陇亩民”，不仅自己“秉耒欢时务”，而且还“解颜劝农人”，这不正是孔子所痛斥的远君子而近小人吗？更要命的是，孔子鄙视耕稼的偏见到魏晋南北朝已变成了成见和定见，那些仰赖家世余绪的士族自己“未尝目观起一拔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却无知而又轻薄地蔑称农民为“田里猥人”、“田舍儿”。到溉祖父“彦之初以担粪自给”，到溉作了吏部尚书后还有人嘲讽他“尚有余臭”。因此，与陶渊明同时并齐名的谢灵运就比陶乖巧多了：“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已疲，耕稼岂云乐”（《斋中读书》）。一直到唐代口口声声“慕陶”、“效陶”的著名诗人韦应物也唯独不“效陶”躬耕，他在《种瓜》一诗中说种豆种瓜“信非吾人事，且读古人书”。不难想象，陶渊明选择躬耕既要忍受来自士林的浅薄嘲讽，还得忍受有悖先师遗训的指责批评，更不得不忍受耕不救穷的煎熬。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来贫穷，却偏偏要选择躬耕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陶渊明真是“拙”到家了。一方面他谴责当世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劳而食之辈（《劝农》），同时，他自己“解印绶，弃官去”后，便有滋有味地操起开荒、种豆、锄草、收禾这些农圃营生：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