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钟叔河先生与青年编辑聊天，提及《走向世界丛书》，说“这完全是一项学术编辑工作”。首先是学术研究，其次才是编辑加工。也就是说，在编书之前，应该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扎扎实实做些研究，这样才能赢得高渺深广的视野与卓识明见的洞彻。对钟先生来说，这种厚积薄发恰恰是在长达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中煎熬而成的。他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写道：“五七年后，力佣为生，引车夜归，闭门寂坐，反得专心读书……”（《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笺释者言》）“我拣了一个‘便宜’，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二十多年中，我无须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而尽可以在劳动的余暇‘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也许，人生的厄运最易唤起某种理性的追寻和历史的探访欲，由此将个人的痛苦与磨难纳入历史的大悲剧中去理解其内涵的沉甸，去寄托心灵的孤愤。大凡少年读史，总缺少几分深沉，安逸读史，又少几分忧怨，唯有以啼血之心亲近历史，才会产生强烈的思想震撼与心智共鸣。
如同后来学术界诸位鸿儒大师所感触到的身手不凡那样，钟先生治史，尤其是近代史，显出一种恢闳的胸襟与气势。读他的史论文章不难发现，他的文章集哲学反思、理性开掘、感性直悟、诗美文境于一体，透出强烈的理性震撼，或许是获益于他出道旁门，不曾有专业史家的诸多束缚。他不曾循院墙之内高头讲章或抱古人、洋人脚踵炒学问的路子，而是置身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旷野、更深沉的理性诱惑、更直捷的心灵彻悟之中去咀嚼历史。故而能时常以一种野狐禅式的清醒与机智去审视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盲从，不循旧，不炒冷饭，在学风上独标性灵，脱去平庸与匠气，展示其思想的锋芒。在文风上杜绝陈词滥调，以一种特有的清隽与劲逸诉说内心最真切的历史感悟。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历史文化格局中，学术与编辑是两张皮，分属于两类人。前者由书斋里的学者来担负，后者则由“作嫁者”编辑来完成。因此，大部分编辑编而不作，甘于当文字保姆。而钟先生却能打通“编”与“作”的职业壁垒，展示出一种“通家气象”。
若是对钟先生的历史编辑与著述工作作一番梳理，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大背景，两条干脉：大背景是近代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两条干脉一是“东士西游”，包括实录、心态、反思与启悟；另一是“士的蜕变”，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分析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及其内在动因。两条干脉互为经纬：前者即《走向世界丛书》所收载的内容；后者包括近两百年著名思想文化人物在西潮冲撞下的心灵觉醒，既有黄遵宪、郭嵩焘、周作人的个案研究，又有一些群体与比较研究，既有长篇宏论，又有诸多随笔、杂感，悉心品读，常能体察到某种治史的机智。他没有挥汗去注解十三经、二十五史，而是将目光专致于载道以外的笔记、随笔、游记、小品、书牍。在研究角度的切入上，他善于反弹琵琶，另辟蹊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索，不拘泥于“西学东渐”的思路，没有去凑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化衍进的热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东士西游”史实的钩玄、考辨，从而拓广了史学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