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
萧乾老人写过一篇文章，题作《长沙出版四骑士》，称钟叔河是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之一，且居首。依此想来，我也就大可不必再写此一篇，何况钟先生高名，也用不着我来佛头淋油和磨光。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对于这位同行前辈，既是本省同乡又为邻省同行的我，对他编辑方面的关注，可能比萧乾先生要具体得多，也要琐碎得多的。不贤识其小，也是古人的遗教。我也就写一些细而微的事吧，也就不管它“画眉深浅入时无”。
我与钟先生最初的认识，时在一九八四年。那是通信。我冒昧地给他去了一信，很快得到他的回复。复信人很有些客气地说：“能和您联系上，真是好高兴。”并说了他的一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印好后当然应送请批评”。但我在许多年里从未收到过这样一本书，虽然后来倒也得到过他好几种赠书。我曾自作多情，委婉地向他提起过这件事，他居然一点儿也不曾想起过他的什么承诺。自然，贵人多忘事，而且这也是常情，“口惠而实不至”的事常有，写信时总是很慷慨的，待到后来便也忘到九霄云外了，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嘴上没毛的愣头青。
通了许多年的音问，不过真正见面，则是差不多十年后，到了一九九三年了。
我到长沙去出差，这也是我少小离家头一次因公去湖南，尽管长沙离我的老家尚有一日路程。由好友王一方陪同，去钟的府上。一方和他在一个省的出版系统里，平时常去钟的家里，有时也为钟做点什么跑跑腿的事情。而且他写了一篇关于钟叔河的文章，征求了我的一些意见，承一方的好意强拉我居合作人之位，我遂将这篇数千字的长文，交给江苏的《书与人》刊出。说起来“我们的”这篇文章，比萧乾老人的那篇还要早上两年，也更早转载于《新华文摘》。
这一天钟先生本来有事要出外，知我要来，特地留在家里等候。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可他的见面语，让我这个在他面前属于晚辈的人，实在不好意思，他说的是“久仰!久仰!”在他的书房里，我自然最先见到的是他醒目地挂在书桌一侧的周作人给他的亲笔信。话题便也从这里开始。
那天他很健谈。我有许久不曾听人这样谈天，他谈的多为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轶闻琐事，比如他说毛泽东到八道湾去拜访周作人而未遇，而不是去访鲁迅的事，尽管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见解，比如那时的毛泽东正怀有一些空想主义，而周作人也正在鼓吹新村运动，所以对周作人的一些空想很感兴趣。但我们只作少量的插话。难得有这么一位高人和雅人，有这么好的兴致。事后下得楼来，一方说，到底是钟先生看重你，平时是不愿和人谈这么久的，而且和你谈周作人说到了小学生时代就对周的文章有兴趣了，平时和我们讲，只讲到青年时代喜欢周的文字。我想倒也不是，因为我与钟毕竟有许多年的联系，远道来的客人头一次上门，自然话多。不过我也不说出来，毕竟听人奉承是一桩乐事，何况还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