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所在的看守所没有专门的死牢，死刑犯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他蹲过的两个号子都曾有犯人被拉出去枪毙，其中一个十六人的号子，有次一回就提出去七人。当时法律程序全乱了套，没有预审、终审、上诉、驳回等必要的手续，哪天看守人员打开监门，喊声“××，带上你的毛巾”，就算通知了××的死期已到，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毛巾的用场派在脖子上，以防游街示众的时候罪犯乱呼口号。次日有执刑任务的信号是监狱食堂半夜三更动刀动铲地造饭。一听到三更起炊，号子里就人人自危，钟叔河也不止一次在漆黑的夜里，听着食堂响成一片的刀铲之声，反省自己说过的每一句可能被揭发的话，掂量一下够不够判死刑。但事实上囚犯们的自我判断常常要出偏差。给钟叔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名“武斗英雄”，武斗中误伤人命，总觉得非要抵命不可，听到食堂动静往往反应强烈，动辄摔碎一个碗，用瓷片刮他的络腮胡子，刮得满脸血口子，再和同牢的人一一握手。他每次嘱咐钟叔河：你要是活着出去，写书别忘了写上我。可笑的是他的脸刮了好多次，总没喊他带上毛巾。倒是有个抢劫犯觉得自己没犯死罪，常常调侃别人，有天早上拎开门口的尿桶说，昨夜食堂里切萝卜，快别挡了×老倌（强奸知青犯）上路。正好此时牢门大开，需要带上毛巾上路的正是那家伙自己。
钟叔河说到这些的时候就会发笑：那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听天由命，跟玩一样。一个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去的文化人，书读得更多更好，事想得更多更深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年多看守所收审之后，钟叔河被送到劳改队去服刑。凭着有文化，他很快混到一个清闲的差事，抄抄写写，出出黑板报，也可以出去买买文具什么的，于是有了时间看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在劳改队里，使钟叔河十分难忘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犯，因书写反动标语被判刑十二年。钟叔河新来乍到，那孩子很为他被判十年而感到高兴，告诉他每年春节食堂里都有一样好东西吃，油条、包子或者别的，十年能吃到十样，是很走运的。孩子还对钟叔河说，他想求管教干部把他弟弟也弄进来吃饱饭，每年还可尝一样好东西，不知做不做得到。讲到这个孩子的故事，钟叔河仍然面带笑容，不过笑得有些不同。劳改队生活让钟叔河感触最深的就是人命薄如纸，一个孩子的青春，只与每年一尝的包子等价，而一个男人的生命就值一条短裤。有一回给犯人分发回收的旧军装，人人都领了长裤，唯有一人领到短裤，要求换一条不成，便在满屋子人说说笑笑的工夫，用裤带将自己悬挂在高低铺的杠子上。真是途穷志短。钟叔河说。
不管钟叔河自己是否也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反正他总算将十年刑服了九年。剩下的一年，让他领了一个“提前释放”的情，心下自是不太舒坦。为争取平反，他多次找法院、检察院，先是改判为“免予刑事处分”，意思是罪犯下了，被宽大处理而已，钟叔河更觉得冤。牢都快坐到头了，还称什么“免予刑事处分”？上告的结果，是将结论改为“虽然在‘文革’中说过错话，但不构成犯罪，予以释放”。钟叔河不依。接待他的人开导说，“哪个没说过错话呢？”钟反问说：“那你也说过？”那人说：“当然也说过。”钟说：“那你为什么不坐牢？”那人无言以对。结论第三次改为“经复查不属错案，撤销原判”。最后钟叔河一直告到中央组织部，才被“彻底平反”，按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月薪六十八元补发了九年工资。这段经历更让他领教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里历史的荒谬，也更增加了他研读历史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