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伟
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知名于世的钟叔河先生，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编辑家，而且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这些年来，他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潜心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笔耕不辍，连续出版了《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从东方到西方》等学术专著，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深受读者欢迎。他目前致力的专门研究课题“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反应”，已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评议审核批准，纳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拨款予以资助。据说，在历史学科得到国家资助的对象中，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外，钟叔河是唯一的一位“非专业的业余研究者”，这确实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的。
我虽然与钟叔河相识多年，平时尊之为学长，但彼此居处相隔湘江，往来不便，因而少通款曲，最近得知他正在进行上述科研项目，这使我产生了强烈兴趣，日前特地过江前去拜访。围绕他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一次热烈而尽兴的畅谈。
钟先生思路开阔，谈锋极健，抓住中心，侃侃而论。他说，他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十几二十岁就系统地读史了。古人云：“以古为镜，可知兴替。”纵观中国历史，士大夫阶级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领导阶级，士大夫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性格。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由“士”而“仕”，官文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占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有着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十九世纪开始进入了全球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是个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艰难曲折，就是因为前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士大夫阶级对现代化没有内在要求和思想准备，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士大夫身上遗传下来的依附性和软弱性，成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当然，中国士大夫中也有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但他们在没有脱胎换骨之前，都是空有中流砥柱之志，却乏回天挽澜之力。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都是从士大夫阶级中蜕变出来的，蔡元培本是翰林，陈独秀也应过科举。但士大夫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完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例如林琴南、王国维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在个别学术领域没有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他们不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潮流，不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而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去了，以致酿成无可挽回的时代悲剧和个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