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准确地说，是我们这个世界，至少从1914年起，就陷入了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之中。大约从同样一个时间起，由于方法上的冲突，我们的文学研究也一直呈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当然情况没有那么激烈，也不是那么引人注意。19世纪的学术界对任何事实的积累都怀着一种天真的态度，相信这些砖石总有一天会在建造学问这座伟大的金字塔中派上用场；同时，他们对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建立起来的一套因果关系的解释方法也持完全信任的态度。然而早在此之前，这些为人坚信不疑的观念已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挑战了，如意大利的克罗齐、德国的狄尔泰和其他一些学者。因此，最近这些年也不能说是一种例外，文学研究的危机甚至也不能说是已到了可以获得解决或是得到缓和的时候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方法必须重新进行审查。在过去几十年中，好几位文学研究的大师，如凡·第根、法里内利、沃思勒、库提乌斯、奥尔巴赫、伽列、巴登斯贝格以及施皮茨等人的逝世，也确实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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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题材和方法的人为划分，渊源和影响的机械论观念，以及慷慨然而却是出自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这些似乎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持久危机显露出来的症状。
这三个方面都需要作彻底的调整。“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该废除。“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特定术语，用以指超越了国别文学界线的文学研究。抱怨这一术语在语法上有毛病，坚持它应当称为“文学的比较研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省略的用法。“总体”文学这个术语还没有流行起来，至少在英语中是如此；这可能是因为它仍然含有指诗学和理论的陈旧含义的缘故。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简单地说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应当像艾伯特·蒂博代所建议的那样，有文学教授就行了，就像有哲学教授和历史教授而没有英国哲学史教授一样；尽管某教授完全可能对这个或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国家，甚至某个具体的作者有着专门的研究。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18世纪英国文学教授或歌德语言研究教授。但我们学科的命名就最直接的意义而言，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作出规定的问题。重要的是，文学研究应视为不受语言限制的统一学科。
因此，我不同意弗里德里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比较文学家“不能也不敢侵犯其他的领域”，也就是说，英、法、德和其他各国文学的研究者们的领域。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遵循他的劝告，不“相互侵犯他人的领域”。在文学研究中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得到公认的“既得利益”。每个人都有权研究任何问题，即便这个问题只局限于使用一种语言的一部作品；每个人都有权去研究历史、哲学或其他任何课题。当然他会冒遭受专家批评的危险，但这个危险他是必须冒的。我们比较文学家肯定不会阻止英国教授们去研究乔叟的法国渊源，或阻止法国教授研究高乃依的西班牙渊源，等等；因为我们比较文学家也并不希望自己不能发表关于具体国家的文学论著。人们总是太过于看重专家们的“权威”了。实际上这些专家通常可能只了解书目方面的情况或文学之外的一些资料，他们未必就有着非专家的鉴赏力、感受性和广博的知识。非专家的广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完全可以弥补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我们主张在研究中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和理想的普遍性，并不就意味着自以为是和目空一切。对于思想自由的人来说，到处挂着“不准入内”的牌子，设立用篱栅围起来的保留地的做法，是令人厌恶至极的。只有在权威的比较文学理论家所鼓吹和实践的陈旧的方法论的限制之内，才会产生出这类观念。这些理论家们以为“事实”可以像金块那样去开掘，对这些金块，还可以标出勘探者的所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