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韦勒克在他一篇早期的理论文章中阐述自己的意图时曾这样写道：“我们要记住……只有以哲学（即概念）为其基础，理论的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对方法问题的澄清，将影响到未来研究的方向。”因此，早在1936年，当批评的各种现代潮流还几乎未被人们承认或为人们提及的时候，韦勒克先生就已注意到文学研究的方法在应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批评态度时所面临的危险。虽然危险众多，但威胁是一致的：这些批评运动在彼此隔离的地域上同时发展，且遭受到因民族和语言不同而所受的限制，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混乱，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巴别塔”。在这种混乱中存在着一个十足的可能，那就是由于未能对作为基础的概念作出界定，从而将会给新的文学研究工作带来危害。因此，韦勒克先生着手对文学研究的种种概念进行精确的阐述。鉴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分枝甚多，因而这些概念需要分别予以界定。一旦它们获得了清晰的阐述，就将在文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相互发生影响，指出通向最恰当地理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道路。
在大规模地、系统地对文学研究的概念进行阐述方面，韦勒克先生所取得的最初成果是他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在该书中，文学研究的三个主要学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通过分章叙述的形式，被作者予以界定，并统一在一起，旨在对文学作品及其研究的诸方面作出解释。实践问题的研究是与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理论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学在它自己的世界中被考察，在同其他艺术和科学的比较中被考察，也在一般的社会状况层面被考察。构成文学形式的不同方面，如韵律、节奏、意象、象征、修辞手法，是同文学研究的方法一起作为讨论对象的；而这些形式的方面，将会被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批评性分析的基础。一部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被给予了周密的考虑。凡此种种，就是《文学理论》一书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尤其与文学作品本身相关。
在本书中，韦勒克教授特别关心的是文学作品的研究方法。如果说这些论文的视角需要理由的话，我们可以在其宗旨中找到：为完成充分理解富于想象力的文学这一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书中每篇论文都将某一概念的演变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而这一概念将有助于对文学作品作出更好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发现韦勒克在写作《文学理论》时所阐述的方法，在这些论文的产生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其出发点是希望在单篇论文的范围内，借助于文学研究某一个方面的讨论，解决某个概念的问题。这个概念是否合理和恰当，其衡量标准应当是它是否有助于解释它所讨论的文学的那个面向。但是，为了证明论文中所阐述的种种概念的合理性，韦勒克先生不单单是借助于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本身。因为这会无视其他理论家所取得的成果，其结果不过是给已经搅得一片混乱的文学研究带来更大的混乱。韦勒克先生会在文前首先引述论点相关的指导性原则，将对其他学者所取得的成果的分析性考察作为自己方法的基础，用以探讨所讨论的问题。这样，他就不仅能在概念方面对各种批评的新方法所达到的目标作出界定，还能说明这些新方法在何处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何处遭到了失败。作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韦勒克先生为大量涌现的文学批评的新潮流带来了某种秩序，即根据塑形性的影响，根据方法的类似性和有效性，将它们进行归类。在后者中，我们会发现韦勒克先生在《文学理论》中所持的观点已有所变化，并在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中获得了非常有效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