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八块银元早用光了，但是母亲期待的眼神始终挥之不去。铜板一个个花出去，买书，买辣椒，买馒头……困顿的感觉一掠而过，迅速转化为精神弹射器，超越了沮丧，消灭了自怜。生存的向度决定了意识的向度。八块银元符号化了，却是朝着生存的敞开，朝着本源意义上的自强不息。“心事浩茫连广宇”，与钱多钱少关系不大。毋宁说，活得越朴素，反而有利于感觉的丰富性。鲁迅深知这一层。
为何深知？盖因文化的“固有之血脉”。
鲁迅的奋斗目标是成为个体。唯有坚实的个体方能洞察一盘散沙的民族，唯有觉醒的个体才能看见昏睡的庸众。他把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热切希望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把人处理成群体。西方资本主义则把人钉死在单一的消费图景上，把人的可能性掏空，先把人变成吃光一切的蝗虫，然后掏空这个星球。思想家鲁迅两面作战。政治家孙中山则瞄准西方的贫富悬殊，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精当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二十世纪初，年轻的鲁迅在东京发出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追问，比孙中山的发现更进了一步，返回了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
鲁迅亮出了他的战斗口号：任个人，排众数；掊物质，张灵明。
十二个字，先生奋斗了一生。
沙聚之邦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文化偏至论》给出答案：“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著名的拿来主义发端于此。
又如何指认物欲的泛滥？鲁迅写道：“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灵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鲁迅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新文化。华夏族几千年的文明，向来对物欲高度警惕。神性、诗意、风俗、道德，融合而焕发灵性之光，平衡着物欲巨大的内驱力，不叫它占位，严防它恶性占位。
有趣的是，专注于精神价值的鲁迅先生，后来大把大把地挣钱，薪水、版税数额大，他半开玩笑对朋友说：“母亲给我的八块银元，翻了许多倍，很划算。”
他在厦门、广州当教授，在北京买房子，又迁到上海一住十年，居室明亮，食不厌精，坐小汽车看电影。有钱就花钱，一切自然得像花开水流，云飘云停，没有一丝暴发户的痕迹。或者说，距离形形色色的暴发户十万八千里。
先生的吃穿住行，止于向好。每天抽四十支左右的劣质香烟，好烟是为朋友们备下的。书桌前没有沙发，因为身子舒适，大脑就趋于迷糊。保持体力劳动的习惯，例如砸煤、包书，累得一身臭汗。夜里吃点饼干，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守着伟大的思想家宿命般的孤独。战士的姿态始终不变，依然分秒必争，“要赶紧做”。
鲁迅先生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先生的葬礼，是民国时期最为隆重的民间葬礼。先生的遗体上覆盖着三个大字：民族魂。
鲁迅二十几岁就锤炼为鲁迅，多少人仰之弥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