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猛吃辣椒御寒，伤了胃，埋下了病根。银元似乎永远花不完，绝不写信向家里要钱。刻苦学习，八块银元将来要变成八百块、八千块，甚至更多。鲁迅受钱的压迫持续到东渡日本留学的七年，从十三岁算起，前后约十六年。先生的日记中有不少日常开支的明细账，钱的古字叫泉。然而先生的生命冲动始终弥漫着精神性。这有悖于缺啥想啥的常理。如果“泉”字在生活中放大，膨胀，占位，周树人就不会成为仙台的鲁迅。这个绍兴的知识青年，自我超越的能力是惊人的，后来，他又把矛头对准中国的知识阶层，戳穿五花八门的“精神胜利法”，描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先生从来不小视钱，与戏台上羞羞答答不言利的书生迥异。从先秦到汉晋唐宋的文化先贤们，大抵能够直接面对金钱，然而，钱在生活中的大面积占位是不可思议的，连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都不认可。反传统的鲁迅归属于这个传统，文化基因一目了然。鲁迅的反封建，乃是平衡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此一层极端重要。
瘦削的青年在南京捂紧银元狂吃辣椒，目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思考物竞天择的进化论，面对柔弱的大众，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他在街上走，总是步履匆匆，拖在脑后的黑辫子要翘起来。反封建的大脑却要拖着一根封建“尾巴”，荒诞的感觉日趋强烈。清朝入关有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金圣叹拒绝剃头，被清兵砍了头。
救国。这理念渐渐成形，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求学初衷，或者说，二者合而为一。列强欺凌的世纪之交，中国的有志青年都想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黄金白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匕首刺杀救国……鲁迅作为优秀的官费生，派到了日本东京的弘文会馆，上课不断移前席，总是听得聚精会神。他带头剪辫子，符号性的坚硬短发初亮相，全校哗然。他率先自由恋爱，尽管恋爱以失败告终。鲁迅的挚友许寿裳曾经撰文，说“寄意寒星荃不察”里的那位荃，实指某个女性，也许是个日本姑娘。求偶受阻，精神高扬，升华而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操。
弗洛伊德有个判断：艺术是欲望的升华。
鲁迅偏爱厨川白村的艺术论：《苦闷的象征》。
精神、身体、物质生活的三重苦闷，锤炼着周树人君。他去了仙台学医，师从博学而和蔼的藤野先生。医学救国也是郭沫若的选择，同时不乏将来的生计考虑。鲁迅痛恨庸医，后来挖苦医死他父亲的中医，对中医有偏见。他选择西医，正是由于他亲身经历的中医，可见亲身经历也会导致盲点，鲁迅这样的视野广大者未能免。
仙台待了一年半。周树人君的住所距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不远，邻近一所监狱。破屋破窗，破床破蚊帐，开头几天他夜夜打蚊子，用煤油灯的火苗烧蚊子；早晨起床，又拍得满手的蚊子血——都是周树人君的血。食物粗糙，难得打一回牙祭。深夜才回到破屋，躺入一大群蚊子在蚊帐之外的愤怒喧嚣，回忆藤野先生亲切的面容。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1931年的鲁迅先生，回忆世纪之初在日本的留学生涯，调子是明朗的。
众所周知的是，在仙台的鲁迅受到日本人鄙视“支那人”的强刺激，决定弃医从文。一个支那学生，居然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这可能吗？日本学生纷纷怀疑周树人考试作弊，有人写信质问他，要他忏悔。而电影屏幕上的中国人，个个膀大腰圆，一片神情麻木，赶着去看同胞被砍头，争相伸长鸭子般的颈项，挖鼻孔，挤眼睛，互相传递兴奋的表情……鲁迅心都紧了。民族的救亡，首先要救灵魂。行尸走肉满街窜，“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