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所谓的“苦闷”，内容相当宽泛，而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的“苦闷”，概括起来仅包含两层意识——“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
对当时的新青年们来说，产生这样的苦闷和忧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破旧立新的节点——文化大转变时代。这个时代既以其澎湃的新思潮、新观念、新思维使青年一代获得包括性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内的“人的自觉”，又因其落后的社会生活现实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已有朦胧觉醒意识的年轻人正当的性要求和生命激情得不到合理的满足与落实。这样一来，“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也便成了令“五四”前后的青年们普遍感到忧虑的问题。
在当时，紧扣时代的脉搏，并以新文学创作为己任的作家群中，郁达夫是最先敏感地发现这一问题的，同时，大胆地、率真地将这个问题赤裸裸地首先公之于世的也是他。
《沉沦》里主人公所生活的年代，是个一切合理要求都被压抑，所有热情和理想都得不到施展的时代，青年人爱国而不能，爱情也不可得，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受到残酷的摧残，热血碰着冷酷的现实，就如岩浆在地下奔突，找不到一个喷发口，内心的焦灼、烦闷是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郁达夫正是抓住了当时年轻人这一时代的苦闷，淋漓酣畅地把它们表现出来。一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苦闷和苦闷是些什么的青年，好像一下就被拨亮心灯，觉得有人替自己说出了压在心底的话。
一时间，一代主张个性解放、倾向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不少不满于现实，而又苦苦寻找不到光明和前进道路的青年学生，自觉不自觉地仿效起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故意炫耀于大庭广众之间，借以表现、发泄其内心苦闷、忧悒和悲哀的情感。
对《沉沦》在中国新文坛上的影响和对创造社成立之初所起的重要作用，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曾有过很中肯的评价。
在创造社的初期郁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不但创造社的同人们对郁达夫的《沉沦》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是与其文学主张不大相同的文学研究会的诸君子，对《沉沦》也是极表赞赏和推崇的。周作人在《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里撰文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
继周作人之后，茅盾也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评论，隆重向读者推荐《沉沦》，对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沉沦》的创作成功，给了郁达夫极大的自信和勇气，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1921 年 9 月，他应郭沫若之邀回国主持创造社的日常工作，就是他实现梦想的开端。
创造社从 1918 年开始酝酿，到 1921 年 9 月，郁达夫回国编辑《创造季刊》，前后已逾三载。这三年间，同人们虽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在社会上却没什么影响，甚至说不为外界所知。是郁达夫《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的发表，才正式揭开“创造社”登台中国新文学的帷幕。
《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登载在 1921 年 9 月 29 日的《时事新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