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她一不是嫌这班追逐者家中没有地位或财产；二不是嫌他们的容貌不扬，没有翩翩风度，而是嫌他们缺乏追求知识的宽阔胸怀和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说通俗一点，是嫌他们缺乏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蝇营狗苟，坐吃山空。所以，对前来求亲的和爱慕者，她都一个个婉言拒之于门外。
旧中国的民俗，订婚都是极早的，尤其是江南各处的富庶之乡，儿女们在五六岁时就已开始订婚，甚至双方父母说得投机，指腹为婚者也大有人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至 20 岁时还未嫁娶，那么，无论是男是女，都是要被人瞧不起的。在这样一种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制约下，就连一向以开明贤达著称的孙孝贞先生，也渐渐显露出了经不起社会舆论的颓唐情绪，开始由过去对女儿婚事的乐观转变为焦虑和忧愁。
就在孙老先生为膝下娇女的婚姻大事愁眉不展、坐卧不安的时候，家族中的一个远房亲戚于闲聊中带来了福音，说愿为小姐的婚事效犬马之劳，并提醒道，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荫生正在东洋留学，年逾 20 尚未婚配，不知可否与孙小姐结为百年之好。
讲求门当户对，是郁达夫、孙荃所处时代最基本的择偶条件之一，孙孝贞先生虽然很开明解放，但因时代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却还未能完全摆脱封建世俗观念的影响，因此，当他听到郁家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仅靠两代寡妇摆摊设点来维持全家的生计时，不免对这门亲事犹豫起来。
平心而论，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孙先生，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既很严峻，而又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不能不慎重地来思量和对待这个问题。
不容怀疑，若仅从家庭经济这一方面来说，郁达夫与孙荃的确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宵井镇的孙家在当时无论是经济地位，或是政治地位都可称得上是名流大户，县城里孤门独户的郁家却只有薄田六七亩，旧房三间，两代寡妇辛苦劳动一年，方能勉强维持全家的温饱。1934 年 12 月，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中回忆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特别是他三岁那年失去了父亲这根顶梁柱后，家中的经济收入更是每况愈下，以至于到了饥饿恐怖的乌云时时刻刻都笼罩在每个家庭成员头上的境地。这种困境直到他读县立高等小学堂时还没有得到改善。这从他买皮鞋的风波中可以得到印证。
郁达夫买皮鞋的风波，发生在他从春江书院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的第二年。因第一年的期终考试，他的各门功课都取得了 80 分以上的好成绩，得到堂长和知县的格外垂青，令其跳过一班升入高两个年级的班里。这本是极平常的一桩小事，但在小县城里也居然耸动了视听。为压服许多比他“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当守寡的母亲辛辛苦苦为他筹集了几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之后，他又提出买一双皮鞋的要求。他“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然而为给他调集学费、书籍费之类已罗掘得精光的老母亲，无论如何是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来替他买皮鞋了。为不伤小儿子的自尊，年逾半百的老母亲只好“老了面皮”，领着他到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账。
郁家当年的生活困境，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像孙荃这样吃喝不愁，穿戴不计，富甲一邑的千金小姐，要下嫁到连一双皮鞋都买不起的小户人家去做儿媳妇，作为他亲生父亲的孙孝贞先生能不在心中反复思量，再三斟酌吗？
经过一番权衡，孙孝贞先生觉得郁家这门亲事并不理想，但为了不使热心的媒人太难堪，他推脱说要征求一下女儿的意见再作答复。不料，孙荃听了父亲的介绍，竟欣然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原来郁达夫正是她心中所理想的少年情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