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
早上母亲一直昏睡，两个小时我就去看她一次，并给她吃点东西：麦片粥、鸭肉切碎拌得软烂的饭、榨橙汁、蔬菜汤面。她每次都极配合地吃，但每吃一口就止不住地吐，吐得天昏地暗。终于，我忍不住了，说：“我们必须去医院。晚上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真的应付不了。”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母亲依然要自己掌控局面，但她又总是抱怨没有人在她的病情和治疗中奔走、把关，以至于一步错步步错。有一次请了全省的肿瘤专家会诊，按规定，患者自己是不能参与病情讨论的。当时，由我和甄叔叔两人以家属身份参加，所有参与人员的背景情况我都事先向母亲做了详尽说明，并得到她的认可。会诊前，她死活要参加讨论，谁都拦不住，那是我第一次跟她翻脸。“你自己也是医生，这点规矩总该懂吧？你为什么要为难别人呢？甄叔叔、黄叔叔、张阿姨、小杨主任都是你认识的，你非要参加不是让他们为难吗？”母亲穿着极不合身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瞪着一双因消瘦而深陷的大眼睛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委屈、担忧、怀疑和面对强权的胆怯。
今天我不得不再次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否则，她依然会固执地留在家里。她已经不信任任何医院或者治疗方案了，于是我列了两家医院让她选：一家是她退休前的那家医院，在那里会得到一些优待；另一家是外资医院，虽然在技术层面上颇受行业诟病，但这里有极好的环境和服务，收费自然也不便宜。母亲选择了后者。
贵自然有贵的道理，电话里约定晚上七点医院派专车和专人接她入院，果然，准点到了。这两天，母亲只能保持平躺的姿势，睁开眼就感觉天旋地转，稍微抬起头就呕吐不止。幸好有这位护士小姐，我们两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扶到电梯口，担架车就在电梯门口等着。一路上，车开得极慢也极稳，母亲闭着眼睛躺在担架床上，护士小姐一直握着她的手，俯下身轻声柔语地跟她说话。
初步诊断认为，这些症状是因为两天来母亲私自把口服吗啡片的用量从二十毫克增加到四十毫克所引起的，头晕呕吐其实都是吗啡的副作用。母亲解释说，出院后，她觉得疼痛明显加剧，而且更频繁了。检查结果表明，已经出现骨转移的征兆，而且转移的面积也有加大的趋势。病情正在朝更坏的方向发展，好在速度还不算太快。
安顿好已经是夜里十点。母亲催促我回家，她坚持不让我在那里陪床，担心我会因此休息不好。我几乎复制了她的睡眠质量，对环境和条件有极高的要求。我没有与她争执，听话地回家休息，把她独自放在这里我是放心的，夜里每两个小时就会有值班护士查房，她们比我更细致、更专业。
独自回到家—这个母亲无比依恋的家，躺下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没有睡意。黑暗中，四周的家具摆设幻化成了一团团一块块一堵堵鬼魅的影子，它们的安静加剧了家里的空洞与冷清，楼下街道、远处车辆碾轧柏油路面的声音在夜的寂静中被无限放大，每一辆车轰然划过夜空的声浪衬托了独处的孤孑，车辆与车辆之间每一次短暂的空白，在这个夜里折磨着我因失眠而脆弱的神经。
神经外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迷走神经”，此刻我就像一个迷走于深夜的旅人，慌张、焦躁、忧虑、无助、迷茫。“迷走神经兴奋”的结果就是失眠、神经衰弱，我不能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混乱中。披衣下床，给自己倒了杯葡萄酒，希望酒精能帮助我进入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