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在今年最后一天的晨光中醒来，照例先去母亲的卧室。她还没有醒，这几乎是个例外，我站在床前轻轻地喊了两声，母亲睁开眼，看我的眼神有些迷糊，我赶快说：“还早，再睡一会儿。”睡梦能让她忘掉一切—垂危的病体、疼痛和那些尘世的纠缠与烦恼。
我抓紧时间上网，发现已经有好几条留言：有询问近状的、约稿的、谈工作的。互联网让我在千里之外，还能生活在原来的轨道上。我难得地能用一整个上午处理工作。为了赶新项目的进度，这些天全公司的人都在加班加点，连前台也被抽调到我们部门帮着做些工作。我心里有些歉意，觉得自己像是个隔岸观火的人。
中间，给母亲做了两次吃的，每次她都吃得极少。空腹服用吗啡类药物对胃有极大的损伤，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勉强吃些东西。她显然对治疗完全失望了，每天都在抱怨，觉得一直以来，对于她的病都缺乏系统的治疗，而所有采用的治疗手段又都严重地损伤了她的肌体器官（其实这并非事实，除了伽玛刀的治疗让原发病灶的左肺整体萎缩之外，别的地方并没有受到损伤）。束手无策的医生们成了她抱怨的对象—无能、不尽责、轻言放弃、无视病人的痛苦。她可能忘了，她作为医生面对病患的时候，也曾经束手无策，也曾经有过放弃的时候，因为那时她能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癌细胞肆无忌惮的侵蚀，她比任何时候都看得透—人类的无能和软弱。
我在工作与母亲之间穿梭：一边是工作，互联网的新浪潮、改变旅游行为的新概念、历史人文在旅游过程中的渗透、准确便携智能的用户体验；另一边是母亲的疼痛，像身体被撕裂一样的疼，令人心生绝望的疼。面对工作我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虽然有冲突、矛盾、不满，但身在其中，让我觉得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有让我感到被认可被肯定被重视的存在感。然而，回到母亲的世界里，对她来说不断在重复着的关于疼痛的感受永远都是新鲜的、必须的，她需要我的感同身受式的安慰，渴望被我重视，尽管任何形式的安慰都无法真正减轻她的疼痛。
我尽量减少进入她房间的次数，她说话时声带的振动都可能引起肋间神经的疼痛，但只要看到我，她就要说话。她或许只是想让我更充分地理解她的疼痛，抑或是通过表达来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任何一次关于疼痛的表达都只会把我从她身边推开，离她更远，因为这种表达每一次都在加强我内心对她的歉疚和对现在局面的无力感。我无法感同身受，我无法代她疼痛，我无法逆转她身体正在衰亡的事实，我甚至无法向她表达我每时每刻的虚无感，以及对自己的不满和失望。我比母亲对自己更加失望—我始终没有给这个人她渴望的：一个可爱的外孙、一个令她满意的女婿、一个其乐融融和睦快乐的家；或者带着她去周游世界、品尝美食、体验所有新鲜浪漫的异国情调；再或者，让她觉得此生因为我而感到生命的圆满；也或许，因为我的存在，让疼痛化为无形，而不是任由她自己与疼痛纠缠、撕扯、抗争，而我只是旁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