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
我是被电话声叫醒的。“她给我买了点吃的，放下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昨天才特别交代护工大姐，母亲今天下午出院，请她务必在我到医院之前，不要离开病房，显然，我的一番努力白费了。能怎么办呢……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像是被遗弃的孩子，委屈、伤心、孤单、楚楚可怜，我以最快的速度起床、洗漱，连水都顾不上喝，就冲到楼下拦了一辆出租车。
路上车来车往、张灯结彩，空气中弥漫着过年的喜气和兴高采烈。出租车司机一直黑着一张脸，狠狠地盯着道路，路上越来越堵，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大街上、商场里，他们赶着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里把喜欢的东西都买回家用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或者只是想到街上来与陌生人一起感受过年的气氛。
其实，护工没有走远，隔壁新住进来一位偏瘫病人。“照顾那样的病人虽然辛苦些，但肯定比照顾我挣得多。”母亲愤愤地说，“你让护士赶紧来给我打点滴，否则下午三点根本走不了。”母亲提前几天就约好了来接她出院的人，因为是外人，她觉得不能让别人为她付出过多的时间。在她的生命原则里，“委屈自己”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尽管有时候委屈了她自己并没有成全别人，而她会为此黯然神伤。我到底是没有用的，装模作样地去护士站转了一圈，看到写着母亲床号和名字的注射瓶，无论如何也不敢向进进出出的护士小姐提出我的要求，实际上是母亲的要求。我换位思考的结果是，她们断不会给予特殊照顾的：一则每天早上是护士最忙的时候，忙中原本就容易出错；再则，这个要求实在也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回到病房，只能谎称护士还在配药。不到十分钟，母亲再次吩咐我去请求为她提前打点滴。我照例去护士站转了一圈，低着头回到病房，母亲大概猜到了结果，又数落我不如某某某能干，如果某某某在这种事早已办妥，甚至都不用母亲开口，云云。我任由母亲发表不满，只要她不再要求我去申请这种不可能的照顾就成。
突然，母亲捂着左胸口，表情痛苦地呻吟起来，这些天疼痛明显比在家里的日子更厉害，她在床上不停地变换姿势，试图找到一个能让自己舒服一些的姿势。“回家就向你交代后事，我不治了，我要自行了断！”疼痛丝毫没有削弱她态度中的决绝，我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而且那么剧烈，虽然我无法感同身受，但她的表情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让他们来给我注射止痛针啊。”母亲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这次我照办了。回到病房，她让我给她取来吗啡片，病人私自带药是违反医院规定的，她却从来不遵守，的确，疼痛足以令人冲破任何的底线和禁忌，因为它在挑战肉体的承受力。主治医生开具医嘱，由护士送到药房，药房配送，再由护士核对医嘱、床号、病人姓名，一切正确无误后，消毒、抽针水、走到病房，当这一系列动作由不同的人完成之后，举着针筒的护士还要再一次向病人核对姓名、床号。这时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吗啡的药效已经开始起作用，痛感已然减轻。母亲这次终于爆发了，她坚决不让护士给她注射这剂价值几百元的针水，尽管这支价格不菲的止痛针因此被浪费，僵持了几分钟，护士只好无奈地走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打点滴的护士，母亲又开始要求调整针水注射的先后顺序，因为她坚持认为有些针剂并不是必须的，为了保证在下午三点前结束输液，她宁肯牺牲掉一些药水。结果护士交班时完全忘了这个特殊的要求，或者她们就没有把她的要求放在心上。于是，我又去找人交涉，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