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
上午十点，终于等来了可以入院的消息。母亲又是六点就起床了，把住院需要的资料、用品又收拾了一遍，不过临走时，还是一片慌乱，水杯、餐具、拖鞋、脸盆、睡衣、纸巾、牙刷、毛巾、热水瓶、梳子、洗洁精、香皂、小零食、抹布……她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要维持和家里一样的秩序，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及时取到东西。我敢肯定，超不过五天，母亲就会吵着出院。
接下来的一整天，从城东横穿到城西，在家与医院之间奔波—我们还是遗漏了这个或那个，比如之前的病检报告、拍的片子。每次住院都会积攒下一堆的检查报告，而任何一份报告都有可能避免重复或多余的检查。我们带着母亲在不同的科室和楼层之间穿梭，一遍遍地脱衣服穿衣服，为了让癌细胞清晰地呈现，不同的射线穿过她的皮肉和骨骼。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母亲忍受着寒冷、疼痛和疲劳，她只有一个信念—她要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究竟攻占了她身体的哪些部位、发展到何种程度，她要知己知彼，她要抗争到底。然而，她对我说：“我只是想知道之前放化疗的效果。”
一旁的小曲说：“我爷爷那样的看起来只能熬着，等死。”我听得出她语气中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尽管抱怨于事无补。我安慰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折腾与不折腾的结果在时间与效果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折腾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似乎明白地点了点头。
刚回到病房，医院的熟人来电话说，肿瘤科主任正好在，让我立刻去找他。这家医院肿瘤科采用放疗术达到减缓癌性疼痛的技术原本就是母亲坚持住院的理由，只是肿瘤科没有空床位，只好在临时有空床的干部病房住下。其实，我早已经对任何治疗方案都失望了—一年多以来，所有治疗意见几乎一致，除了放化疗没有更多的办法。事实上，母亲对任何形式的化疗都有极敏感的反应，第一疗程就因母亲急剧下降的红细胞，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在改用所谓最先进的口服化疗药物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是大面积溃疡，从整个口腔直至食道，乃至胃壁，以致母亲无法正常进食，连喝水都会引起尖锐的疼痛。多年以来，西方医学攻克癌症的努力，似乎只在诊断的技术手段上取得了大的发展，但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之道，即便是靶向治疗也被证实其存活期和治愈率也并没有显著的提高。
听到这一消息，母亲坚持要亲自去见这位主任，尽管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远远超过她的承受能力。这些天，她越来越强烈地怀疑之前所有的治疗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导致了病情被延误。她的这种怀疑没有得到我和甄叔叔的认同，于是她希望她的观点有一个真正权威的人来加以证实，以便得到最及时的修正。
我拗不过她，于是找来一辆轮椅，推着她在医院庞杂无章的楼群里转了好一阵，终于找到肿瘤科所在的病区，但楼里的电梯正在维修暂停使用。我犹豫着是把母亲推回病房我自己去见主任，还是先把足有两斤重的病历资料送上五楼后，再回来把母亲背上五楼，我没有信心把她和病历同时搬上去。转眼看母亲已经开始扶着楼梯往上爬了，就这样，我们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上到了五楼。
谢天谢地，这位有着军人体魄的主任没有否定之前的治疗方案。对于他边等一个重要电话边听我们陈述病情的样子，我多少有点失望。他提出的治疗方案仍然是放疗加化疗，他甚至都不想等最新的检查结果出来就明确提出了他的方案，似乎我们整个上午的检查都没有什么意义。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竟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和抱怨。
回到病房，新请的护工已经上岗，把母亲托付给她，我独自回家。推开门，黄昏时分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沉默着没有一点声响，连墙边那些花草也静默得像是失去了生命。站在四顾无人的家里，委屈、绝望、孤独、疲惫突然没过头顶，继而，我听到自己的哭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我终于放声大哭了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