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气候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托尔金的想象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影响。也许是由于战争加重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像爱情、友谊、对艺术的热爱等元素，以及对知识、崇拜、休闲的自由追求，尽管在贫困中极难赢得，但在代表和平方面却与战争截然对立。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认为，他们是企图保护所有意味着家与和平时期的东西。托尔金的创造力起源于日常，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尔以及对其的保护，是《魔戒》的核心，代表了对人类自身更广泛保护的原因。多年以后，在另一个战争时期，当一位未来的朋友、作家和编辑查尔斯·威廉斯以这种方式来评价他故事新出现的章节时，托尔金感到深深的喜悦。托尔金在一封信中报告说，威廉斯看到了《魔戒》的核心是在“自由、和平、日常生活和美丽人生”中，而不是在“冲突、战争和英雄主义（尽管他们被理解为英雄主义并被描绘为英雄主义）”中。
战争也具有调整T.C.B.S.之目标的效果。它已经超出了它最初作为一个学校俱乐部的存在，成为了净化大学学习、诗歌写作、艺术、建筑所有有关事务的东西。至少对某些成员是如此。其他一些人，似乎只看到事物鸡零狗碎的方面。克里斯托弗·怀斯曼在剑桥求学时就广泛地思考T.C.B.S.及其可能的作用—不仅对其成员生活的作用，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核心成员之一G.B.史密斯，不久将因服务于战争而中断学业，罗伯特·吉尔森也是如此。怀斯曼担心军队生活和战争对吉尔森敏感天性的影响。那时，他有召集一次“伦敦协商会议”的想法。他的父母搬到了伦敦，新家大到足以住下四个核心成员，这四人都是他想让其与会的人。
怀斯曼说服G.B.史密斯、罗伯特·吉尔森，甚至很少出席T.C.B.S.聚会的托尔金，在1914年的圣诞假期，于旺兹沃斯（Wandsworth）碰头参加“伦敦协商会议”。这一事件对托尔金思考和想象的方向有深远的作用。事实上，它以各种方式改变了这四个人。在聚会前几周，托尔金对怀斯曼的一封表达了他对T.C.B.S.未来担心的信做了回复。在托尔金看来，怀斯曼的担心部分是由于在少有同仁出席的情况下，只有他们四人能够会面。担心也由于“伟大的双胞胎”（也就是他和怀斯曼）不能认真处理像基督教信仰、人类之爱、爱国主义等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驱使他们向前的力量。它们都具有导致T.C.B.S.的诞生、能够动摇世界的“力量的活力和源泉”。
在周末，12月12日星期六和13日星期日，四位朋友围坐在楼上一间小房间的煤气取暖器周围，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开怀畅谈。按照怀斯曼的说法，奇迹发生了。无论他们何时相聚在一起，他们都感到“三个旧皮匠，顶个诸葛亮”。正像T.C.B.S.校园岁月和此后的发展一样，一种愿景变得清楚起来。四人开始感觉到，他们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至于获得怎样一种成就，可能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才能。吉尔森倾向于建筑和艺术。史密斯倾向于诗歌。怀斯曼还不清楚。在托尔金看来，“伦敦协商会议”打开了一扇门，让他“所有郁积在心的东西发出了声音”。正是在这时，他决定要做一名诗人。他认为这个周末“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按约翰·加思对托尔金和一战卓越研究的话来说。在怀斯曼和托尔金看来，他们也许可以为越来越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这就存在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世界观之中。当然，他们的愿景是由时代—1914年的环境，逐渐升级的战争—所构成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某些能够照亮所有文化的纯粹东西。与此同时，年轻的托尔金也将他们的愿景，看成是他推上会议议事日程的东西：宗教信仰、人类之爱、对自己国家的爱、一个国家的自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