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镀金时代的诱惑与救赎(2)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正在夯实着大国复兴的基础。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的这一代工商企业家,由于他们最直接参与社会变迁,接触到最新潮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在对自身利益关注更强烈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转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他们也是最活跃、最有思想的群体。

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最近接受采访时更明确提出:“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

中华商业文化迫切需要历史性的大发展,而华商的崛起将是中华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华商业文化复兴的新希望。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靠耕读传家,工业文明时代则应该商学皆本。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复杂现状:我们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商业伦理缺失和市场法治缺乏等问题,迫切需要确立商业文化地位、加快商业文化发展、完善商业文化体系、高扬商业文化旗帜。

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和新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我认为正在成长的中华现代商业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如果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能够依靠内生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复兴。所以新的中华商业文化不仅仅是全方位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喧哗年代》一书记录了当下各类精英在商业社会中的奋斗、荣耀和挣扎,这是作者为历史留下的一份特别的底稿——作者以抛弃伪饰、逼近人性的方式真诚地拷问这个镀金时代。身为这些群体中的一员,我自知我们无一日不面临商业文化的翻新和淘汰。欢笑与泪水齐飞,诱惑与救赎同在。

三千年前,面对传统社会的礼崩乐坏时,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怀和“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勇气,让此刻身处巨变时代的吾辈感同身受。正如莲花因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花中之君子;我希望华商也能够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超越拜金主义的诱惑,实现商业文化的救赎!

(作者系著名商会活动家,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商会与商帮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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