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了的语言与底层世界
从根本上讲，方言写作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改变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底层世界的代言方式，试图在叙事者与被叙事者之间寻找新的关系存在。当鲁迅《故乡》中的闰土神情麻木地看着作者，并喊出一声“老爷”的时候，知识分子与他的叙述对象之间深不见底的隔阂也展露无余。也许，恰是因为作者的身份与思考方式使闰土无语，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内，也无从交流。在作者“悲天悯人”的目光下，作为老农的闰土能讲出他的贫苦生活的某点欢乐或幸福吗？从这一角度来看《故乡》，毋宁说是作者使闰土麻木不知所措，是作者的注视造成了闰土的失语。在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上，当代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方言的形式重回故乡，重回那一沉默的世界，并试图达到与底层世界的沟通。方言写作类似于文化考古，通过对词语的重新使用与叙述回到某种情境和谱系之中，这一谱系有着独特的地理、空间，方言是一种密码与媒介，里面蕴含着时间与记忆，它与方言的大地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默契与共生性。方言是一种民间立场，但既不是同情式的，也不是启蒙式的，而是同在的，与那里的人物、环境同在。因此，方言写作不仅仅是在字、词、句使用土语、土话，而是作家思维方式上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作家以“是”，而不是以“看”的身份进入所描述的世界，进入这一世界的生命轨迹与喜怒哀乐中。从这个意义上，《受活》语言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感受到民间生长的过程，词语的生长背后是与此相共生的生活，由此，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政治、历史与“受活”之间篡改与被篡改的相互关系，它带给文本及读者一种特殊的温柔与疼痛。
我在前面不自觉地使用了方言写作中“作家与下层世界、下层经验的关系”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当代文学的创作倾向与价值取向而言，方言写作的世界已经超越了“乡村”这一范畴，它指向更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的方言世界多指那些以方言为起点的乡土世界——这是中国最基础的底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分析的是“马桥”这一村庄的方言，李锐的写作直接指向吕梁山脉，莫言所使用的是高密东北乡的方言，阎连科的方言则只属于耙耧山脉。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方言写作常常被纳入底层写作的范畴，两者之间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意义关联，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当代小说中的方言世界总是与中国的底层世界相对应，这里的“底层”不仅指乡土中国，也指任何一个被时代、历史忽略了的底层生存场景，是更具广泛性及抽象意义的方言存在。它背后有非常多的家族谱系，工人、农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沉默的大多数”，等等。这是一个无法表述自己、遗失在历史之中的庞大群体。蔡翔在写到自己的故乡——上海苏州河北边时，非常谨慎而又自然地使用了“底层”一词。因为那一故乡世界在历史的河流中的确是黑暗的，是被遮蔽的，它独特的词汇、意义系统与情感系统无疑是唯一能够彰显其存在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