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5）

的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纯文学”到现在，当代小说发生了富于本质意义的变化，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成为文学基本的创作方式和叙述起点，这其中包含着对文学存在独立性和中国资本生活“异化”属性的基本认知。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殊的文学语境、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与中国市场改革的共谋下，“文学／政治”“个人／民族”“个人叙事／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思维被不断强化，“纯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性的美学原理，它支配着作家的创作心理并形成新的文学等级，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回避崇高，回避宏大叙事（包括民族性叙事）成为文学自由的象征。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使个人与集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层面呈现出本质意义的断裂。当所谓“个人性”成为文学精神的全部，而这一“个人性”又是在对政治、集体、民族等名词的遗弃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时候，现代性的忧郁也就变成虚无主义的、犬儒主义的狂欢，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成为对价值、信念、民族等一切大的名词的彻底否定，这自然导致一种大的情感的缺失。在这些作品中，没有鲁迅目之所及的那种大热爱与大憎恨的矛盾，没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那种自我精神追寻与阔大的民族之爱相互纠缠的痛苦，我们感受不到那种广阔的激情——那种将全部的灵魂奉献给予自己相关的大地、山川及故乡的一切时的冲动，是寻找到与民族生活相联系时那种神圣且神秘的伟大情感，痛苦与甜蜜的纠缠，阔大与细腻的重合，民族与人类的呼应。90年代以来的现代小说基本上丧失了“中国性”的美学特征。“中国”，只是可供批判的现实，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生活场景，不复有完整的形象与隐喻。关于一个民族的理想及其理想失落的痛苦被迫隐为背景，或者干脆沦落为无。这一点，甚至是作家有意的理性选择与美学规避。当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卢卡奇语）和“总体精神”在民族文学中极端匮乏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时代文学精神的匮乏与衰退。它会导致民族文学特性和个人文学特性的模糊与丧失。先锋文学的衰落及近几年朝着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转向趋势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