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剧冲动与语言的暴动(6)

有评论家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解释刘震云小说中独特的众声喧哗场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巴赫金的理论与刘震云小说创作倾向之间既有精神实质的相通之处(前面我已详细做了论述),却也有本质的不同。而这不同恰恰表达了刘震云和巴赫金对“人的存在”的不同哲学理解以及对民众“民间性”的不同看法。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谈到处在狂欢节中的人们的生活及其意义时说:“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巴赫金所说“文学的狂欢化”主要就是指狂欢节中民间民众的自由、平等欲望的表达以及对官方秩序的模糊、亵渎和嘲弄,这在刘震云的小说中都有深刻的表达,但是,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这样一个狂欢化的“丽晶时代广场”和“五十里西街”上,上演的仍是东方式的权力模式。在这里面,民众无不充满着对权力的基本向往,每个人所想的是怎么使自己获得片刻的历史发言权,以便能“踩倒别人,自己高高在上”,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翻身观”,是一种权力与利益主义的结合体。它与巴赫金所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也正是中国“民间性”的特点。刘震云看到中国民间生活的空洞和意义的贫乏,尤其是,中国“民间精神”并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更不具备创造性和独立性,它只是一种无意义、无意识的历史重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在《故乡面和花朵》中,麻六嫂被当众脱下裤子后,“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一边系自己的裤带,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故乡面和花朵》,第四卷,1644页。)。作者说,“世界在我面前一下就崩溃了”。这种崩溃不仅是对一个十一岁少年的心灵打击,也因为作者初次意识到乡村精神的可怕实质,那是人性的黑洞。这种扭曲的人性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同时也已经演化为一种自觉的卑微的人格精神。刘震云思维背后的绝望感正来源于那一刹那。所谓的“神圣、美好”全然崩溃,他由此开始怀疑一切。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真相”的真相叙述,《故乡面和花朵》中影帝瞎鹿相信作家小刘儿的吹嘘时,要给他付咖啡钱,但是,一旦了解到一切都泡汤后,马上提出“AA”制,这是权力的光圈没有之后的选择;1969年十一岁的“我”在看到麻六嫂被当众脱裤子时还露出讨好的笑时,“我”感到的是绝望并且这种绝望感覆盖了“我”对人的存在的基本看法;在《故乡相处流传》中,片瓦氏说出了真相,却被村民打死了;《一腔废话中》老杜在水晶金字塔里面运筹帷幄,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从“被人治”变为“治人者”的伟大过程,老杜扬眉吐气、趾高气扬,对世界、人生发表了许多“高屋建瓴”的见解,然而,“真相”却是老杜仍是五十里西街的一个卖肉的。“真相”是什么?它就是在你说了一腔废话之后,事情又回到了原地,人又回到他原来的文化点并显现本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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