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立场”的两难
刘震云似乎有一种倾向，拒绝对他的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尤其拒绝用知识分子的意义系统对他作品中所描述的平民世界的精神状态进行意义阐释。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强调“精神想象的过程”对于平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对其内容进行意义判断。他饶有兴致、充满激情地写夫妻吵架、乡间的阴谋与圈套、菜市场上菜贩之间的插科打诨逗贫嘴，他强调民族语言的想象力和生命力恰恰来自于此。他认为，正是这种对语言的激情和由此而产生的快感支撑着平民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它对他们的存在本身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是不能用外在的意义系统来加以判断的。刘震云把底层人这种语言方式和生活方式称之为“精神想象”，是我们的作家为之忽略的，但却占了生活百分之八十的那一部分。
可以说，刘震云发掘了平民世界的普遍存在状况。在关注平民如何活着，并且如何寻找精神的支撑点时，刘震云和他们站在同一位置上，作为农民之子的刘震云能从情感上深切地体会到他们此种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原因，他和他们具有共同的心理感受，绝不会高高在上。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刘震云在小说中至少展示了平民（或底层人）两点本质的精神状态：一、他们对生活，对过上好日子有着强烈的渴求，他们有着比任何阶层都不低的智慧和道德境界。在骨子里，他们渴望获得一种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语言”是唯一能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途径，所以，语言在底层人那里绝不仅是一种说话方式，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正是“一腔废话”存在的理由。二、同时，无论他们对生活的渴求多么强烈，这种想象的结果仍然是对现实秩序的惊人复制和一个怪圈般的轮回，他们在不断发现自己战胜别人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起点就是终点，他们仍然生活在现实秩序的生活漩流之中，他们寻找到的只是生活的表层意义，并非实现了个体的存在和自我的欲求，仍然是依循时代和历史的要求。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作者的本意是想通过展开底层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来显现他们作为个体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当作者在五十街西里这个地方游走一圈，像孙悟空一样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窥听一番之后，却发现，他们的存在状态仍然只是一种群体的存在状态，民众努力获得自我的过程恰恰是他们更深层次失去自我的过程。他们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圈套之中：他们的行为其实只是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在更深意义上说，他们助长了时代洪流朝着人类“疯傻”的方向奔涌。在这样的叙述之中，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喧闹但却具有异常的控制力的时代境象和历史真相：个性主义的时代并未到来；相反，随之而来却是一个更为一体化和统一化的时代。在电子时代下，民众成了强化生活秩序的生活机器，而那些具有蛊惑特征的现代生活以“个性、自由”的面目出现，并引起民众的极端关注和追求，它们被看作“自由”的象征，其实，它们在诞生之日起就失去了它的本意，成为新的统治民众的工具。在这样的追逐之中，他们无比投入地观看、参加时代各种活动追逐时代潮流并以此为获得意义和自我的象征，但是，在此种意义上，人恰恰失去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