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尴尬位置在河南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河南之所以迟迟不能进步，与传统文化思维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官场文化的盛行、权力思维的全面渗透、民族性格的顽固等都影响着河南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河南总是有某些错位的地方，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和难以去除的传统思维方式形成两个方向，拉扯着河南，一不留神，漏洞、冲突和扭曲就出现了。正像曹锦清所举的事例一样，乡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应该用一种较为现代化的方式管理企业，可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却又被“面子”和“利益”所左右，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而那个河南小伙子，他既看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弊病，又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逃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好比一个旋涡，很难摆脱出来。虽然“河南是中国人的妈”，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文化，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母亲”却满目疮痍，思维落后，无法再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启示。从它的身上，我们发现得更多的是缺点、丑陋和陈旧。在都市文化的映衬下，河南人，实际上也是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性格被夸张、变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狭隘和小农经济的弊病。这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冲突的必然遭遇。
还有一个事实应该注意到，中原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南方和北方之所以形成如此明显的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北方民工的大量进入城市，对“河南人”最初的恶劣形象恐怕也是由河南民工引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无形中被看作各自文化区域的代表，因为这些“所作所为”常常是负面新闻，是与城市之间直接的恶性冲突。实际上，作为城市最边缘的存在，民工身上所被赋予的恶劣的名声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自然的。这与他们的生存处境和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并不详细讨论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工资待遇和体面的生活等，而探讨这一对待、这一身份所造成的新的民族性格。民工进城后干什么？除了少数素质较高、运气较好的除外，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底层的工作。我们以进入城市的河南人为例。河南农村有占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中年人到城市打工，他们的生存方式大多是卖菜、餐馆打工者、泥瓦匠、工厂低级工、拾垃圾者、清洁工、保安等，肮脏、粗鲁，跟城市格格不入，在进入城市之前，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从事更好的职业，进入城市后，城市也根本不给予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给予其发展的空间。有许多人就铤而走险，有倒票的，抢劫的，或靠吹吹骗骗过日子的。因此，在本地也许非常老实、不起眼的人，到了城市可能弄出负面新闻来，并且他们的形象被看作河南的整体形象。媒体很自然地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却很少去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假如说我们的社会体制以尽可能完善、科学的方式给他们以生存的空间，假如说乡村给予他们充分发展智慧的空间，假如说城市没有以高高在上的面目“驱逐”他们，他们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形象。在城市现行的制度下，只能使劣势更加处于劣势，而优势则更加突出，也逐渐培养出更加明显的差别：城市人与农村人、南方人与北方人、河南人与其他中国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