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券商的老总绝大部分来头不小，要么是银行界的翘楚，要么是长期在金融证券界摸爬滚打的精英，像招商证券的牛冠兴，就是从一家私营营业部摸爬滚打起来的。还有一种人经常在券商与交易所之间流动的：那时交易所的好几个副总都曾去券商当过老总——刘波到了深圳，胡继之到国信，申银的老总也曾是上交所的一个副总。
监管方面的变化对券商人事影响更大，刚开始监管方是人民银行, 后来其下设了金融管理局，1992年才有了证监会。证监会也经历了两个阶段：隶属人民银行时期和独立监管时期。
开始时各地的证券管理办公室基本归属于地方政府，证监会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监管效率大打折扣。后来朱镕基主政，证券监管开始参照人民银行九大分区监管模式，在全国设立了证监会九大区域特派办，进行垂直监管，将人事、财务收归证监会。这种收权管理不仅强化了监管机构的内部沟通效率，而且强化了监管部门、交易所与券商之间的交流，最直接的就是三者之间的人事流动，像金建栋、姚刚、肖时庆、张育军等监管者的身影，都曾现身在各大券商的高管队伍之中。
而在市场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监管部门似乎很少插手华夏证券的人事安排。由工商银行常务副行长调任华夏证券董事长的黄玉峻，从不掩饰人事安排上的工行背景。在他的班子成员中，总裁、副董事长、副总裁基本都是来自工行系统，中层和基层员工也都是以工行系为主。
密不透风的工商银行人事背景，也曾让很多从外面引进的人才感到彷徨不安。一位曾是农行职员的营业部经理感慨道：“被南方证券收了，我们或许还有个前途。如今被华夏证券收了，谁让我们不是从工行出来的呢！”
海外回国的王东明1993年进入华夏证券，担任投行部总经理，对华夏投行发展贡献很大，终因晋升无望而带领一个团队出走南方证券。另外，与同时期其它券商不同的是，直到1996年证监会信息部副主任林义相博士担任华夏副总裁之前，公司内部几乎找不到任何来自监管部门的人影。这可能因为股东控制力较强，监管部门在对华夏证券的人事渗透上特别“网开一面”。
1993年，经黄玉峻悉心引荐安排，出自工商银行总行、负责华能财务公司的邵淳出任华夏证券总裁，挑起了日常经营工作的大梁。按照邵淳的说法，他似乎并未做好准备，认为自己对证券业务一点不懂。1991年出差深圳时，街头有人向他兜售深发展原始股，他认为那就不是个正经玩意儿，纯属投机倒把。另外，自己夫人也是华夏证券的筹建者之一，已经是公司高管，他很想避开这层关系。但黄玉峻还是劝他过去，他信任邵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