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解体衰落、纷纷卖掉家当的时候，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实施改革开放，在所有经济领域探索前行，许多市场主体，不论是国营、集体还是民营经济，都在迅速崛起。
1992年，中国三家国字号证券公司扬帆起航，开始“试水”初具规模的中国证券市场，但自此前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后来，在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二十年之际，被誉为“中国证券业教父”的申银证券创始人阚治东对《理财周报》记者表示：最早成立的一批证券公司的正职，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十年间，几乎全部被迫离开。除了他自己，还有万国证券的管金生、海通证券的汤仁荣，接着1992年成立的中国三大券商，华夏证券的邵淳、南方证券的沈沛、国泰证券的周汉荣，还有当时最活跃的区域性券商如福建大鹏证券的徐卫国、浙江证券的李训、江苏证券的鲍志强、湖北证券的陈浩武、君安证券的张国庆等等，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有我们个性的问题，也有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一个过河，不知脚下深浅，吧嗒一声就栽下去了，后面的人就知道这里有个坑。”阚治东反思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在“猫论”和“摸论”的激励下，中国市场经济已成燎原之势。尽管这条道路曲折而且艰难，沿途充满了未知的荆棘，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市场经济已经步入史无前例的纵深地带。而对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股市，在邓小平“应该大胆地试，不行就关闭，关一半也可以，全部关也可以”的说法支持下，1990年底，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相继开业。
中国最早的一批证券公司也在上海和深圳纷纷现身，如深圳的特区证券，上海的万国证券和申银证券。当时民间传言：证券界牛人“南有廖熙文，北有管金生”。在深沪交易所设立之前，廖熙文的深圳特区证券和管金生的上海万国证券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原始交易所的角色。
1992年9月2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组建的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进行了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系统的市场化运作，注册资本金均为10亿元人民币。其中总部设在北京的华夏证券由工商银行牵头筹建，总部设在上海的国泰证券由建设银行牵头筹建，总部设在深圳的南方证券由农业银行牵头筹建。在当时大部分知名券商资本金仅有几千万，顶多也就一两亿的市场上，手握10亿重金的三大券商无异于三艘巨型航母。
在“中央军”跑步入场之前，全国各地的区域型证券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其中以省级证券公司为主，以各地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及三产服务公司的零星证券营业部为辅。
省级证券公司大都按省内行政区划布局，尚比较完整，但银行信托公司及三产公司的零星证券营业部就没有这种优势。它们通常只有一两处交易场所、几个银行亲属或被边缘化的职工、简陋凌乱的手工作坊式拼凑的工作环境，加上投入资本金严重不足，抗风险能力极弱，很快就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批被淘汰和收购的对象。
